人肉搜索：网络公共空间、社会功能与法律规制(6)

 
　　参与式民主在微观社会环境中得到广泛的复兴，在新兴的网络社会也得到了确认和发展。“人肉搜索”也可以放在这样的现代价值与制度框架中进行评估——它作为一种网络环境中的参与式民主模式，在根本上伸张的是一种积极的公民自由观。这是对“人肉搜索”与暴民政治的规范性区分，从而也为“人肉搜索”奠定根本的正当性基础。
 
　　2、“人肉搜索”的法治维度：规制问题
 
　　在基本解决“人肉搜索”的社会功能判断与政治价值评估之后，“人肉搜索”的规范化需求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这就是“人肉搜索”的法治维度。
 
　　互联网技术及日益发达的讨论性社区提供了“人肉搜索”的技术基础和虚拟社会基础，法治框架所要提供的则是它所需要的法律基础。首先是立法的层次，国家应该对“人肉搜索”涉及的侵权问题提供基准，通过将“人肉搜索”行为类型化而对参与主体配置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比如笔者在上文提供的窥探隐私型和公共事件型的二分法就可以作为参考。具体而言，上面已经提到针对家庭伦理领域个体隐私权保护问题，立法上可以明确规定“人肉搜索”的网站许可制度，即提问者在发动针对“家庭伦理”领域的人肉搜索时，需要事先向网站管理人提交申请，证明与被搜索着的身份关系，经过网站许可次才可发动“人肉搜索”，但网站管理人需对申请者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除非司法程序对此产生证据需求；网站怠于履行审核责任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为保持“人肉搜索”的基本活力，针对公众情感事件（比如虐猫事件）和针对公众人物的监督事件，立法应规定免于网站许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宜为了“限制人肉搜索”激进地采取所谓的“网络实名制”，这将导致网络活力的根本丧失，“人肉搜索”可能具有的区别于实体社会的特殊性与优越性将当然无存。立法应侧重类型区分、网站自治、有限许可等立法基点，侧重网站管理责任，但又不宜设置过细规则和过细责任，在平衡中保护、促进和引导人肉搜索的理性发展。其次是执法和司法环节，这是具体适用法律的环节。比如最近朝阳区法院对“死亡博客”案的判决就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其基本思维代表了法院的民法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个体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保护，对“人肉搜索”在网络公共生活中的社会功能缺乏更全面的把握，但法院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则在超越法律的意义上支持了“人肉搜索”的正当性。“人肉搜索”的发展触及到一种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兴的公共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重构问题，必然涉及大量的纠纷与诉讼，我们应以平衡而理性态度对待，尤其是司法过程应通过丰富的案例积累提供这类新型侵权纠纷的司法判准，维持中国当下公共生活空间的曲折生长与个体私权保护的双重需求。当然，由于互联网管理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程度都很高，因此可以通过行政法规或规章设置更加具体的法律基准。这样建立的网络法律框架就将网络社区置于可控的法律秩序之下，不仅提供了各方参与者具体的行为预期，而且有利于为受害人提供具体、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使网络社区里发生的“人肉搜索”行为不至于脱离法治秩序而真正沦为“暴民政治”，并使得“人肉搜索”的正向功能被不适当地抵消。
 
　　除了需要给这一新的模式提供基本的法律框架之外，我们还应该根据网络社区的具体特点，鼓励网络社区的自治管理。网络虽然是虚拟社区，但由于现在的公民已经没有时间、精力乃至兴趣参加实体化的公共活动，因而在闲暇之余通过互联网的便利平台参与网络社区生活反而具有更大的日常性和普遍性，所以网络社区也存在一个秩序指向的社区建设问题。具体做法可以是，在网络社区备案时要求提交基本的社区自治方案，并鼓励发展网络社区自律组织。这里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笔者显然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