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之和谐(2)

　　以上重申除了标明宪政进程任重道远，主要是力图避免把价值问题都技术化处理的专业倾向，以触及行政双方关系紧张的“病灶”。应该说明，由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和谐关系”这一行政法基本问题关涉极广，言必终其极非本文能及，概而论之则又过于闲散，因此在相对宏观地对具备法治价值的行政双方关系形态进行论证、分析和背景审视后，本文将仅落脚在示例性的程序制度提示上——这也是“初论”之“初”的语义所在：并无首开言路之意，只是一种低端开始。 
　　一、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和谐关系的应然性概述 
　　（一）和谐是行政双方关系的法治形态 
　　就像“民主是个好东西”已无须过多佐证一样，“和谐是个好形态”、“法治是个好状态”的也都是无须饶舌的判断。语义解释上，“和谐”系指和睦协调，或配合得匀称、适当、协调，或和好相处。 “法治”在法理学科上被认知为“人类为驯服政治国家权力的最有力工具”[④]，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⑤]无疑，传统工具论的衰落、“控权论”兴盛和“平衡论”的张扬，确为行政法上的和谐话题开启了宽松空间；从逻辑上说，普遍尊奉“良法”的人们达成良性关系秩序也是必然的，何况“民主”二字本身就对应着“人人皆言”的“和谐”语素。但是，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力（利）不对等的事实，也足令“和谐”一语运用起来应谨慎区别大同式的审美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体现为中正、中和、均衡、和合、协调等外部特征和“贵和尚中”的内涵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和谐”概念尽管符合和谐社会指向的秩序目标，却因过重的宗法血统和小农基因而胎变为技术化统御之下的“功利性和谐”或“形式化和谐”，实乃人治形态的和谐。 “和谐不是消灭矛盾差别，而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和谐，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⑥]。民主法治社会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形态，应是符合矛盾运动规律、指向持续发展目标、内蕴人文价值禀赋的良性社会存在——或则意指行政双方同心同德、增惠添益的人文关怀，比如行政帮助行为呈现的圆满状态即是；或则意指行政双方相生相克、共存共荣的正和博弈，这主要体现于现代行政的参与性、公开性、互动性等民主走向发挥的对行政双方关系自身失衡属性的矫正功效上；或则意指由此及彼、鉴往知来的良性预期，这是“行政”对“法的规范作用”的正常实现。行政双方之和谐，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行政双方不丧失独立性的有序共处、并存形态，是以公职人员依法办事为法治精髓的现代法治国（或法治政府）的典型人文关系形态，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具有价值担当、秩序生成、效率递增功能的关系形态，兼指良法之治和民主社会的道德预期、法治预期，兼指“过程和谐”与“结果和谐”、“形式和谐”与“实质和谐”。不过，由于厘定困难，在行政法领域，“和谐”几乎是一个可以替换的概念，尤其是在“和谐”一语泛滥性误传误读的当下更是如此。但是，在民主与法治的多重价值目标指向尚无一个恰当的汉语语素对称的情形下，“和谐”用语实难舍弃。基于哲学层面的和谐观和时下日显突出的行政双方关系僵局，在难于选取更恰当语素的情形下，“和谐”一语之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至少应是对峙、对立、漠视、仇视、敌视、狐疑等糟糕语义的对冲——或者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关系和谐，至少不是积极的对立、消极的迁就和病态的媾和，不是失当、错位、短视、变形的“行政”客观上造成的“行政树敌”、“国家树敌”。 
　　依以上言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和谐关系”就不会失语于“警察与小偷之间何谈和谐”之类的诘问：治安管理行为在公安局与广义相对人之间营造的安宁秩序，警察依法履职与相对人伏法就范共同呈现出的对法治尊严的敬畏，公安机关“罚教结合”惩处相对人发挥的预防作用，以及此间体现人权尊重的申辩程序的运用、体现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处罚结果被相对人诚服接受等，贯穿在行政双方在法治秩序之下的正和博弈中，并未背离法治的预期，也未背离和谐社会的安宁追求。相反的情形，如警察刑讯逼供，警匪沆瀣一气，扒手伺机蓄意恶性报复警察等典型的“不和谐”，则不是“警察与小偷”的天然角色使然，也不尽是“人性之恶”一端造成，制度性问题应是主因。现实中确也存在着类似“刁民扰政”造成的不和谐，但大众心理上对“酷吏”的嫌恶则远胜于“刁民”，这不应该被指责为偏袒，因为公众的一致袒护或责难本身便呈现某种正义直觉。尽管行政双方关系的不和谐总会以相对人反管理、反规约的形式呈现，但就行政维持社会秩序的“本能”而言，源于相对人逐利本性或政府低能造成的秩序混乱本属行政管理能力问题，与本文主旨实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