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术审美意蕴及其与西方体育审美意蕴的差异(2)

　　秦统一中国后，军队有更多时间训练武技，而民间由于禁用兵器，而使擒拿、格斗、摔跤等徒手武艺得到发展。《汉书·哀帝纪赞》已提到宫廷“武戏”，说明作为血腥杀人手段的武艺，已经具有越来越多的娱人和自娱的游戏因素。 
　　从出土兵器来看，汉代表现为较成熟的雄健之美，重刀之习起于汉代，之后短兵器迅速发展并传播到国外，同时出现剑舞、刀舞、双戟舞、钺舞等武术与舞蹈的结合，并在宫廷或士大夫阶层中表演和欣赏，使武术之美具有更丰富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和艺术探索的思想较为活跃。玄学的盛行和佛教的迅速传播，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艺术实践更为丰富多样，重美轻善渐成潮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武术共同发展的有气功、导引、养生术，此类早期的内家功法不仅具有强身保健的意义，还显现出理论色彩，如曹丕的《典论》中就不仅论文，而且论剑。　隋唐武术的发展受到府兵制和武举制创立的影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多民族的融合，日本、朝鲜等外来文化频繁交流，以及其他种类的艺术形式，比如百戏、舞蹈、杂技的融入，武术在这一和平安定的时期逐步脱离军事训练[1]。艺术家也注意到武术之美，杜甫、李白等赋诗赞美武术，书法家更从武术中获取灵感以启发艺术创造力。宋元古典美学的成熟，使美学意境更为传神，把韵、趣、意境等作为审美理想，这种追求神韵美的观念，在武术中亦开始体现。元代统治者仗弓马之优势取天下，深知武艺的功利价值，因而严禁民间“弄枪棍”、“习武艺”，明令私藏武器者治以重罪，并宣告“诸弃本逐末，习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元史·刑法志》）这虽然对武术是一个打击，但作为民间文化的代表，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悄然潜入元代杂剧之中，于是，唱、念、做、打成为传统杂剧的组成部分，演练技巧类似于套路，从实用的武术技击走向审美意蕴。特别是驻屯兵的推广，使得地方杂剧深入到乡村各个角落，各种武术功夫在舞台上得以美化，各种兵器变为艺术表演的道具，至今仍在我国西南地区大面积存在，武术成为戏剧表演者最基本的训练内容[2]。 
　　明清时期武术发展尤盛，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与古典美学相似，它也呈现出总结性的形态，武术之美积淀、凝聚，形成了自己的特征[3]。明代尽管在军事中开始使用火器，但战场上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武艺。在民间，“只图取欢于人，无预于大战之技”的花拳虚套，却为群众喜闻乐见。《耕余剩技》等专著中，以绘图的形式明确记载棍、刀、枪等套路技术，有实用技法亦有花法。戚继光虽强调武术实战，但在所著《纪效新书》中，也收入“三十二势，势势相承”的套路。武术有了相对定型的套路，这就便于整体传授、观摩、交流、揣度和领会其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套路的形成，使各种技击格斗动作得以保存和流传，有利于传授和练习，也使武术之美更加鲜明显现出来。 
　　清初一度禁武，迫使武术融入到隐秘的乡土社会，成为健体、防身的练习手段。少林寺、峨眉山、武当山等寺院道观成为武术继承、融汇、发展的据点。之后，武术新拳种、新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的运用太极、八卦、五行学说阐释拳理，有的附会仙佛古人或摹仿动物创立拳种，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灿烂景象。 
　　2）中华美学内涵被武术吸纳。 
　　中国古典美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一系列理论学说，如阴、阳、韵、气、神等的联系、区别与转化，构成古典美学的思想体系。 
　　气——古人指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本原。气的运用，直接关系着作品的艺术境界和风格，如曹丕所说“文以气为主”，主张创作之前坚持养气。因此，武术习练者通过养气、练气、集气、运气以培养武术感悟，传达武术特有的韵味，进入不可言说的美妙境界。比如，太极拳练到了一定层次，生理上的快感与精神上的享受合一，既养生又养气，武术审美意蕴可以被自身感受到，也可以被旁观者所欣赏到[4]。养气还是关于审美情趣的修养活动，武术讲究“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武者要泛知各路拳种，精练一二，熟能生巧，在大量的实践中深入体会到所练主要拳种的精髓，才能逐渐“得气”，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继承和发扬武术之美。 
　　韵——指超然于世俗之外的生动含蓄的风采气度。“韵”普遍用于绘画、书法、诗文等艺术领域，成为写意艺术流派的理想美。董其昌《容台集》：“晋人书取韵。”[5]韵，往往能表现出武术的含蓄之美，于动作形貌中透出外在的风采。武术参与者，当其个人的意境融入到分解的动作招式中，从而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独特审美感受和情趣，在中华武术中，如笔墨国画一般抒发情感，展现出习武者的审美体验，这就可以说已达到“取韵”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