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德海先生是我国当代教育学原理学科的重要学者，他的教育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既可视为他那一代人的典型，也可启示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者。作为一个建构了自己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学者，胡德海先生的创造性思考十分丰富。其教育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重视和简明理解，对教育的历史和逻辑分析，以及对教育学定位和发展的思考；其学术方法，从广义的角度，主要反映在他哲学的思维、历史的视野和系统的方法上。
关键词：胡德海；教育学；学术思想；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刘庆昌(1965—)，男，山西河津人，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和教学理论研究；
我国教育学研究自20世纪初引进国外的教育理论、思想，迄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大致说来，1949年以前的教育学研究，虽不乏本土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总体上具有传播和试验的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我国教育学研究也适应性地进行了改造，基于苏联教育学的成就，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也就成为中国大陆教育学的实质，这一情况至少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中国教育学领域的自然变化。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各种教育思想流派开始谨慎地引进和分析，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质量，超越意识形态的教育科学实证研究蓬勃开展。从那时起到今天，又是30年，在此期间，由政府或民间发起的教育改革行动风起云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接受着各种哲学及各种学科理论的启示，教育技术化和信息化的步伐加快，以致我们今天很难对中国教育学研究作简明的统合。回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我们自然会想到每一个阶段中默默耕耘的研究者，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工作不断推进着学科研究的历史，并为后人留下学科的精神财富。本文要关注的胡德海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客观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研究的新生力量。然而，个人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毕竟无法分开，因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他这一代研究者对教育学的深入探索，基本上是伴随着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逐渐展开的。胡德海先生擅长理论思维，具有哲学、历史、文化的视野，坚持“沉思而后言说”的原则，从学生时期开始就敢于触碰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说，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论思考。但对中国教育学学科产生重要影响的无疑是他从1990年代初开始切入，至1998年最终完成的《教育学原理》。这部著作浑厚凝重、结构宏伟，既呈现了作为学者的个人力量和风格，也可以代表他那一代教育学者的严谨与责任，必然成为我们书写中国教育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史料。十多年来，许多同行关注和研究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术，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不断出现，为我们继续理解他的教育学研究积累了素材，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继续言说的难度。本文基于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研究以及同行们对他的研究，拟从教育学术思想和广义的研究方法两个维度论述他的教育学研究，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陈述，而是要在新的时期重新学习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和教育学思想、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
一、教育学术思想
教育是为了人的发展进而为了国家和社会发展而在的，没有对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的深刻认识，便不可能走到教育的深处。同样的，没有对教育的到位理解，也很难有适宜的教育学学科认识。任何一个教育学家，其立身之本当为独特的教育思想创造。胡德海先生之所以赢得学界的称道，虽有其人格魅力的感召，第一位的因素则是他在教育学原理领域的许多创造性的思想。对于以往同行们的研究总结，我是深表赞同的。在此基础上，我还想适度扩大范围，谈论他所重视的、也是作为教育思考基础的人学观点，以及建立在教育理解基础上的教育学学科思想。
1.对人的重视和简明理解
人们对教育的思考既可以把人、也可以把社会作为逻辑的起点，无论哪一种情形，都不会影响思考本身的深度和广度，这是因为，逻辑的起点实为言说的起点，而非教育自身运行的起点。在此意义上，各种对于教育学逻辑起点的争论不过是各种思路的自然竞争，并不影响从不同起点出发的言说自身的真理性质。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原理具有绘制学科导游图的立意，加之他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社会本位思想影响，实际上是以社会大结构为背景来说明教育的。然而，走近胡德海先生，却能发现他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尊、尊人的高贵和宽厚，更表现在他对体现人的尊严的思想价值的肯定。他兼融中西，尤其钟情于中国传统的儒者情怀，在论及教师是什么时，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强强人”概括，一方面突出了教师修身之于教育的前提意义，另一方面，也把立人、达人、强人与惠及国家、社会联系了起来。[1]前言可以说，透过充满理性的教育学原理结构，我们能够体味出胡德海先生教育思考的“人学”意蕴。
由于教育学比文学更是人学，因而教育学者对人的重视应该是不言自明且深入骨髓的。胡德海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具有教育学者应该具有的对人的重视意识，而且对人还有简明而本质的理解。他显然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学观点，同意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却没有到此为止，而是采用系统与过程、性能与结构相统一的方法，并在历史的视野中揭示出人是“肉体(动物)+文化的统一体”。[1]70这一简明的认识，既体现了人从古猿那里继承的动物属性，又体现了人因多了文化的部分而具有的社会属性。胡德海先生对人这种结构性的存在做了极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延伸。首先指出，在物质生产领域，“人类远不是只具有体力作用的存在物，而是一种肉体与机器协调为一体的统一力量”。于是，农民=肉体+农具，工人=肉体+机器，科学家=肉体+仪器，等等。同时，他也补充道，人的文化因素不仅是工具，还包括经验、科学技术知识等。“没有这些特定的文化因素，就没有特定的活动人群。不同的人类活动及其特定的人群，正是不同的文化群体(或称不同的文化存在)。”[1]71
我注意到很少有同行把胡先生的这一认识与他的教育思考联系起来，实际上，一个成熟的理论家，其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往往是贯穿于各种相关思考的。他在论述个体的发展时指出，作为人类的个体是由身体和心理两种因素构成的，进而，以人的身体为对象的教育活动即为体育，而以人的精神、心理为对象的教育活动即为心育。“人的心育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智育、德育、美育诸方面的内涵……人的发展的最根本的意义在求得身体、精神上的自立、自强，并在此基础上去立人、强人，为社会服务”。[2]375回望历史，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的灵魂分为植物性的、动物性的和理性的三种成分，从而演绎出体育、德育和智育，可见对教育的思考与对人的思考是无法剥离的。胡德海先生不只对人的本质作了探寻，也对人生问题进行了理论关注。他认为，“对于人来讲，纯粹的生命活动只是基础”[2]175，“动物与动物性决定人的生存，文化与社会性决定人的发展”[1]176。如此看来，与人的基本生存相联系的是生育和养育活动，与人的发展相联系的则是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