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义的研究方法意义上，实际上还可以谈及更广泛的内容。比如，在胡先生这里较为鲜明的还有他对知识广博的强调。他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诗句，鼓励学生尽可能博学。他说过，这里的风，可以用来比喻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知识。在读书方面，他偏重思想性、学术性比较强的作品，理由当然是他认为这样的作品可以给人以更大的启迪。这样的具体经验在胡先生这里非常丰富，应该说都是后学者可以借鉴的。胡先生从事教育学术半个多世纪，曾经坎坷，不忘求真，在继承前人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个性，认识上有进益，方法上有心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难能可贵!
最后，我们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研究与他的个人精神品质是联系在一起的。按理说，学术精神并无严格的学科分界，似无必要在学科研究中专门提及。但论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研究，我们以为，不可不谈他的学术精神。甚至可以说，在很强的意义上，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创造与他的学术精神根本无法剥离。在这里，我们也不想描述胡先生所具有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共性品格，在这一方面，胡先生的确可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为人称道的学者比肩。为了进一步理解作为教育学家的胡德海先生，我们主要提及他作为一个教育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的表现不再赘述，探其根源，应是他超越的人生境界。说实际一些，一个人的人生境界会体现他做人的气魄和为人的德行，决定着他做事情的真诚和价值方向。我们曾向胡先生请教过老生常谈的“要做学问先做人”，胡先生对此说法的解释可谓独到。他认为，表面上看，为学是智力问题，做人是德性问题，好像是平行的存在，实际上，德性的高低会反映在价值选择和坚守上，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利欲熏心的聪明人能做好的学问。事实上，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学者，多有儒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襟怀，这正是学界所追寻的中国气派。此时想起胡先生特别喜欢的《庄子·天下篇》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一句，仔细思考，常思自在的天地之妙与万物之道，不正是研究者所应面对和追寻的吗？只有在天地万物的背景下思索，一个研究者才能代天地万物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