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的定位很容易转换成为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对此，自然众说纷纭。除了对教育学作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归属论证，人们还在辨明教育学到底是科学、哲学、技术，还是艺术。胡先生的认识很简明，他通过考察中外学者的相关认识，结合教育发展的当代背景，明确指出，“在当今社会，教育学要彻底解释它的对象，它必须坚持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它是诸种教育学科总称这一理论观点……如果我们把教育学和教育科学视为同义语，则说教育学是一门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或说它是一门研究人类教育这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的科学，自然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2]3。理论家是遵循思维经济原则的，胡德海先生也不例外。尽管他遍阅众家文献，但显然没有对教育学作貌似平稳的综合“辩证”，而是自信地决断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对于这一决断，胡先生的论证并不多，我们倒可以不揣谫陋作进一步的阐明。若把“科学”一词等同于自然科学，理解为以求客观自然之真为目的，以经验实证为唯一的方法，那教育学真的难以跻身于科学之列。不仅如此，依此绝对的标准，当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恐怕也不是纯粹的科学了，此其一。其二，英语以及其他欧洲语言中的“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基本的内涵为“知识”“学问”，到了西方的近代，才成为指代偏重关于自然的学问。在此意义上，教育学只要拥有系统的知识，形成了自身学问的格局，是可以称为教育科学的。我们做这样的说明，仍然是在语言学的范围内思考的。更值得考虑的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今天，任何一种认识论的偏执都没了市场，科学主义的立场虽是未退的潮水，但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多元范式，已经成为人们更愿意接受的现实。如果我们借鉴日本人翻译“Science”一词，选用“科学”一词的分科之学之义，那对于教育学就是教育科学是不是就不必纠结了呢？
进入21世纪以后，胡德海先生对教育学的发展问题又有了新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2004年发表的《思考教育学》一文之中。在其中，胡先生面对当时教育理论领域中的困惑、迷惘、无奈之叹深为震动，并做了极具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深长思考。他上溯民国时期，下迄当下，基于自己半个世纪的学术经验，认为教育学在中国学术界应有一席之地。他从教育对于个人人生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角度指出教育学不仅在学术界应有一席之地，而且应当是一门显学。同时，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教育学虽经百年的发展，至今并未成为一门显学。他意识到教育学自身存在的矛盾，主要是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想象出作为教育学家的胡德海先生，面对自己投身其中的教育学仍呈羸弱之态的复杂心情。他冷静地指出，教育学之所以使人感到困惑和迷惘，首先在于其“基本理论问题的薄弱，以及对其基本概念解释的无力乃至理论理念上的谬误和思维逻辑上的混乱”[3]82-89。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教育学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最迫切的工作，首先是基本理论问题。他认为，“应该从最基本的常识学起，从弄懂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学之类的问题开始，争取首先在宏观的理论教育学领域求得一个合格或及格的分数，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追求卓越。教育学的尊严，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3]82-89。这样的提醒与呼吁来自胡德海先生的真诚，但我相信这样的声音必定会让一些人感到刺耳。俗话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如果摒弃仍在持续的浮躁和利己心态，认真体味胡先生的忠告，难道悟不出教育学发展的瓶颈至今仍然是基本理论的薄弱吗？
二、广义的研究方法
研究总要借助一定的方法，因而，撇开研究成果的认知水平，人们通常会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推动研究的发展。如果我们把研究作为一个动词进行观照，则会意识到研究自身就是研究者为了设定的目标运行一定研究方法的过程。教育学的研究按照胡德海先生的说法，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部分。无论哪一个部分，实际上都可以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的理想。具体来说，实证的观察、调查、实验方法和非实证的文献、思辨、解释方法，都能在教育学的不同研究中派上用场。相对而言，实证的研究方法整体上比较成熟，研究者一旦选定了适宜的研究方法，便可以按序操作，而非实证的研究方法就比较隐晦了。我们都知道一个理论研究者不可能不借助任何方法，但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却难见其形。即便去请教一个理论家传授自己的研究方法，我们能得到的一般来说也是比较原则性的言说。或正因此，教育学以至许多相似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难以进展。领略胡先生的教育和教育学思想，我们自然会探知他的研究方法的独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他身上学习到更多和更内在的东西。同时，这也是全面、深刻理解一位教育学家的必由之路。
胡德海先生是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教学的思维推动他几乎习惯性地会在一个重要问题的论述之前预先厘清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思考和写作的格式，而是一个教育理论家的自动化的习惯。在《教育学原理》中，最为典型的一处是他在论述“教育的本质”这一问题之前，专门探讨了“认识教育本质的意义和方法”。在其中，胡先生先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前人认识的局限性和历史原因，他不苛求古人，积极把握每一种认识的历史合理性，紧接着说明今天教育的复杂和非透明，进而认为，“认识教育的本质，主要应从它的功能属性上抽象”[2]214。这只是一个胡先生重视研究方法的案例。综观胡德海先生的教育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哲学的思维、历史的视野和系统的观点，基本构成了他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方法是比较广义的。
1.哲学的思维
胡德海先生虽非职业的哲学家，却具有职业哲学家的思维品质。他对哲学思维对理论研究以及人生和教育实践的引领作用是十分重视的。他在论及人生时指出，“物质的贫困，带来的是穷苦，不值得津津乐道；但哲学的贫困，带来的是浅薄，令人感到可悲”[1]187。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对整体的情有独钟。因而，有了哲学做统帅，人能够自觉到一个整体世界，能够把个人的人生作为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的一个运动质点。整体的世界观，可以给人清晰的坐标和恢宏的胸怀，从而能够坦荡观览和体验人生的酸甜悲欢、生死圆缺，临终也能微笑着告别人间。每一次读到胡先生这样的文字，我们一方面会景仰他宏阔的智慧，另一方面又会为他的智慧而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