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职业意义上的大学学术，还意味着在专业的范畴内对下一代进行指导。随着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应当遵循社会职业发展的需要，提供专业咨询，培养专业人才。知识的发现和应用是学术研究的不同阶段，以学术为业的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培育未来的学术研究者和应用者的义务。康奈尔大学前校长弗兰克·罗德斯认为，大学必须指导学生在专业的范畴内获得“某一特定领域的职业竞争力”、“准确而清晰的表达和书写能力”，以及学会如何提高“对行动和观念背后隐藏的道德暗示的嗅觉”和“投身于劳动市场的能力”。[5]换句话说，大学不仅要让自己的员工拥有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能力，同时还要让自己的毕业生具备基本的学术修养和本学科的专业修养。
总而言之，大学知识分子群体所从事知识活动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与范式，即大学的专业主义和职业规定。专业主义规定着知识分子群体身份的本质，也是科学研究和社会观察的基本路径，只有遵循这个路径，大学学者的学术工作才能拥有一定的领域和界限，进而获得群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各界的职业认同。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大学知识分子才有可能专注于知识，才能公正、客观地认知世界和解释世界，才能真正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大学学术的道德诉求
所有的从业者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以学术为业的大学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是知识，而知识本身与人类的“德性”自古便为一体，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更是和学者群体的道德追求不可须臾分离。因此，大学学术具有更加原发内生的道德诉求。
(一)知识论视野下的学术道德律
学术的核心内容是知识的发现与创造，而“知识”与“道德”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大学的学术责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律。
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西方的知识观深刻体现了对“善”一以贯之的历史诉求。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先贤认为，在文化与政治权力之间建立良性关系，并且由文化，特别是道德与知识来主导社会权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善治”，不仅是思想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更是人性本质的内在体现。感受着古希腊活跃的城邦公共生活的苏格拉底，首先将思想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世，致力于为同胞寻求“善的生活”，即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对此，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人的理智本性贯彻在道德本性之中，所以美德有整体性和可教性。苏格拉底追求普遍的“善”、“美”的精神与“自知无知”的论辩质疑态度，开启了西方世界文化反思和辩证思维的先河。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善的生活的文化政治旨趣，将善的理念作为最高理念，并将“正义”的制度作为善之生活的可靠保障。最后，在亚里士多德手中诞生出了较为完整的“人性本质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讲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不仅是在实际活动中，就在并不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和其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这是由于，它最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揭示各种各样的区别。[6]与这一命题相关联，亚里士多德还把理智活动生活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认为幸福内在于思辨，提出“完满幸福是一种思辨活动”。[7]自此之后，“知识即力量”一直都是欧洲思想者所信奉的至理名言。“知识”不但能够对自然进行改造和控制，同时也是人类追求“善”与“正义”，进而把握自身命运的关键所在。
无独有偶，中国的传统思想对知识和道德的关系也有着基本一致的论述，并且从道德律上进一步点名了学术研究的主题。《大学》的开篇点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南宋理学大师张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劝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从第一律上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诉求，规定了知识分子从事学术的职责所在。简而言之，通过格物致知、求学问道来砥砺德行、完善人格，进而达成内圣外王的至高追求，这既是中国传统学问的三大步骤，也是学术研究的三重体系。对此，钱穆明确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即“人统”、“事统”和“学统”。其中“人统”是第一系统，其关注的中心是“人”，所谓“学者所以学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以事业为学问系统之中心，即所谓的“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以学问本身为系统，即国人常讲的“为学问而学问”。[8]在这三个系统中，“人统”位于核心位置，统率着“事统”和“学统”。由此可见，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且“尊德性”是内在要求，“道问学”是外在方式。
时至今日，人们对追求知识的目的依然与道德有着脱不开的关系。为了能够更好地融入和适应社会，人们学习知识；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福祉，人们继续探索新的知识。因此，获得知识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学术研究的终极指向是从求知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理性、完善人格，不为激情和欲望所左右，并最终把握“善”与“正义”，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二)大学观视野下的学术道德律
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的历史传统和古典大学观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道德律。对于大学而言，从事学术研究是自己的“天职”。此处之所以使用“天职”这个颇具宗教色彩的概念，是因为大学的产生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大学学者的学术职责与内在信仰本为一体。大学脱胎于中世纪天主教的大教堂学校，早期的大学师生都拥有共同的宗教身份，都是“上帝的选民”。对早期的大学而言，知识的献祭和学术的习训不过是让自己的思维通往“上帝之城”的最佳路径。信仰的虔诚和道德的砥砺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前提，大学学者以一种清苦、虔敬的方式，终生致力于宗教信仰的体悟与实践。“信仰，从而体悟”，这句在基督教世界中流传千年的名言也正是源自中世纪大学的先驱安瑟姆。对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来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皆是致力于让上帝的信徒铭记一个道理：只有虔诚的信仰，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安瑟姆的表述也揭示了早期大学的学术责任，那就是学者通过研究来履行自己的天职，体现信仰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