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大学天职观念被近现代大学以另一种形式继承了下来。与中世纪大学的教会性格不同，近现代大学更注重学者自身的修养和操守，学者本人从事学术的目的不再是朝向自身之外的上帝，而是悬于自己内心的道德。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去世后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一句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愈发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现代大学肇始于德国，柏林大学创建伊始，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代表的德意志古典大学观念的基础上，洪堡等思想巨匠为大学规定了“修养、科学、自由、寂寞”四大要素。在论述大学责任时，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一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修养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通往修养的唯一路径就是纯粹的学术研究。[9]纯粹的学术研究唯一通往的方向就是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修养。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原则概括了大学的双重任务，同时也表达了这双重任务的关系，即大学的核心任务是从事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则是促进大学之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修养。
无论是中世纪大学的“天职”，还是德国古典大学的“修养”，都是大学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伴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学不得不面对更多具体而微的实际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大学的道德观念就已经远去。相反，富有洞见的现代人已经深深地意识到物质崇拜和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荒芜，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
三、大学学术的政治责任
从中世纪教会世界的职业期望，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抱负下的自由教育观念，再到启蒙运动下的科学研究和现代社会中的服务功能，大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在此过程中组织机构的合法性几经更迭。历史上，认识论理念下的大学与政治论理念下的大学交织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时期重心会有所偏移，这也充分印证了政治责任一直都是大学学术的应有之义。纵观近现代大学的发展，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政治论理念逐渐从潜隐到凸显，但认识论理念并不因此而削弱，二者形成了一种平衡，大学学术便是政治认同和纯粹求知之间的“调和剂”。
(一)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大学学术的理性回应
现代大学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反映，立足于民族和国家的土壤，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为国家培养人才。在知识社会的背景下，大学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志，大学的价值必须通过满足社会需要、响应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证实。在不少学者笔下，大学常常被描述成知识分子对抗强权的重要场所；这是一个事实，但此种情形的出现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上，那就是大学必须通过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来传承和再生产民族文化，同时为国家建设提供专业的咨询与服务。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一直结伴而行。中世纪大学一开始就是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诞生的，因为教皇和君主都需要依靠知识分子的理论进行自我辩护和教化信徒，教师行会才由此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为了让国家“以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损失”[10]，柏林大学创立，从而开启了近代大学之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认知结构的保护者，大学在以自治为主要特征的知识领域代表一种认识范式；这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社会与政治秩序方面达成共识的范例。[11]尤其是在16世纪之后，宗教改革的兴起颠覆了教会统治，资产阶级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纷至沓来，由单一民族或数个民族联合构成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宰世界格局的政治实体，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归入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大学也不例外。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大学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必须服从国家议程。知识创新对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已经深为人知，作为知识策源地的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文明水平的体现，这必然增强其国家性格。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组织不同，大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知识殿堂还具有显著的国际性格，知识是属于世界的，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福祉而不仅仅为某一个国家和民族服务。因此，大学不是通过直接服从命令来做出回应，而是通过学术从业者自由独立的学术探索来满足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换句话说，科学探索是自由的，学者与组织却负有政治使命，大学恰恰处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价值的交汇处，它通过履行自己的学术责任来协调和融合两者的利益诉求。
简言之，学术与国家之间似乎存在一种隐性的“契约”，对此，德里克博克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政治概念，但却是一个启蒙式的隐喻。[12]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学术研究的过程是自由的，但其初衷和结果都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以学术为业者的根本任务是解释、发现和反思，通过科学的分析、理性的思考为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在知识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大学成为公民教育的核心机构，这要求大学学术必须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建构。首先，通过科学的训练，大学学术能够培养学生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理性气质和思辨精神；其次，通过价值的澄清，大学学术还能够让所有倾听自己声音的人获得清醒的头脑，提高他们参与社会、报效国家的愿望和能力；最后，在当今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国家建设的重要抉择时常需要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审议，而唯独大学学术有能力在综合考虑自然、社会和人文等众多因素的基础上提供最为全面的咨询和指导。
(二)大学学术的研究范式与民族国家的督导方式
从中世纪发展至今，大学学术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发生于中世纪，大学学术以神学为终点，以信仰为旨归，所有的大学学者共同在上帝光辉的照耀下研究和体悟，试图通过理论发展来整合宗教世界，因此，这一阶段也通常被描述为所谓的“集中阶段”。第二阶段发生于宗教改革之后，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工业革命的兴起导致了大学多样化发展，学术被分隔成教学的、理论的、应用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等多重区间，这种趋势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膨胀日益增长，并对各国大学影响至深。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术从业者都相信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已经到来——伴随着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和网络时代的持续发展，大学重新回归“国际化”，并利用国际交流和网络技术建立起世界性的合作平台。在此意义上，现代大学的学术研究具有世界性的研究范式，它对民族国家的支持和服务需要在遵循国际范式的基础上，对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进行协调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