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杰
我最喜欢的、常用的词典，就汉语词典而言，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因为它们有权威性，很实用。当然我也很推崇《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很有权威性。它们都是许多有成就的学者的多年的心血的结晶，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学术水平，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词典的编写者，有的是我的朋友。我有时也同他们开玩笑，指出其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我总是对他们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我也说过，《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者自己甚至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一生劳作的伟大价值，这价值也许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够真正认识到的。
《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都是集体项目，其历届负责人都是大学者。《现代汉语词典》的许多编写者从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到退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这部词典，甚至退休之后还在忙这部词典。词典的编写虽然也需要聪明灵活机智和才华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踏实勤奋，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编写词典。才华横溢的人是干不了这活儿的。资料是词典编写的基础，没有语料库就来编写词典，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大厦!《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基础是：那许多学者勤勤恳恳地年年月月日日地收集语料，很长时间里，干的是手工活儿，而且是默默无闻的——不能出什么论文专著，评职称是大吃其亏的!《辞海》和《辞源》的修订，《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成功也同样是因为有许多学者共同建立了语料库。我知道，许多为这几部成功的词典做了许多资料工作的人，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词典上，我也非常佩服他们。
这些词典有一个共性：规范性。从中国词典的祖师爷——东汉的许慎和他所编写的、中国词典的开山之作《说文解字》开始，规范意识(或时髦一些叫做“情结”)就是中国词典的生命线!“典”者，规范也。从规范意识角度上说，二十世纪里，最有规范意识的词典就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主持人吕叔湘、丁声树等在规范问题上，不但是非常自觉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千百万读者和海内外各界人士也把这两部词典当作是最规范的、最权威的。这其实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处的这个商品时代最讲究的就是包装。包装几乎成了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以假乱真的代名词了。商品时代的学术也非常讲究包装了，于是“包装了的学术”就身价陡增了。在学术已经成了商品之后，在学术的商品市场上，谁个叫唤、吆喝得声音越大，当然就越有社会效益!“学术包装”花色品种多种多样，无奇不有。其中常见的是名称术。例如，胆子要大，要敢于在宣传中使用最高级形容词，什么“最大”、“最新”、“最全”、“最多”、“第一”、“创造性”、“多功能”、“多用途”、“规范性”、“权威性”、“国际水平”等等就是最常见的。
“媚俗”，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以词典为例，什么“规范词典”、“多功能词典”、“×用词典”……犹如雨后春笋。我总是感觉到非常的可笑：词典中的“典”就是规范!就是标准!如果不能作为规范和标准，还要词典干什么？选词、释义、用例、编排不规范，还能叫做词典么？难道《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就不规范么？今天中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多方面生活中，人们都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标准、为规范的。这应当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既然词典的生命就在于规范，词典的特点就在于规范，绝大多数词典都是力求规范的(做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就宣布你的词典是第一规范的，在商战中是不允许在广告上宣称自己是本市“最×”、“第一×”，好像是违背了公平竞争法，打击、贬低了同行。不过事实上，这样的广告是满天飞的。其实顾客也没有那么傻痴呆的，我就不相信自称是第一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就比《现代汉语词典》或《新华字典》更规范。原因何在？
原因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编写者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编写者是认真的，这两部词典是许多学者多年的辛勤劳动的结晶。王同亿完全可以在他主编的大词典上加上“规范”的字样，然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规范要本事和工夫。
如果说用处和功能，在我看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都是“多功能”的、“多用”的。《新华字典》可以改名为《十用新华字典》：一用是查汉字，二用是注音，三用是释义，四用是查词，五用是做文章，六用是读书，七用是辨疑，八用是繁简对照，九用是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风俗人情，十用是提高文化教养……谁能说《现代汉语词典》就只有一种用途呢？
词典的编写是老老实实的事情，词典编写者想占有市场并不错，但是，只能是、也应当是老老实实地去占有。凯撒说：我看到了，我来到了，我占领了!今天中国的词典市场上，谁敢重复凯撒的话？我想，我上面说的那几部词典的编写者是有资格这样说的：“我们看到了词典市场，我们来到了词典市场，我们占领了词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