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东林党，《明朝》提到很多人都在坚守“道统”，杨涟是其中之一。文本用心理对话、自我拷问的方式评价其坚定信念及其所达到的思想境界。“为了公理与正义”，杨涟遭受了魏忠贤黑手党的极端折磨：铜锤砸胸，布袋压身、铁钉穿耳，长钉入脑等极刑。面对惨烈酷刑，杨涟毫不畏惧，用生命殉道，保全了道统。为后人树立了不屈服于黑暗与邪恶的硬汉形象。为了证明杨涟的清白，受尽折磨的汪文言也保持了高尚的气节，始终没有屈服魏忠贤们的百般折磨。他虽然有不光彩的过去，关键时刻却保持了气节。为正义献身，为道统坚守的人终究会赢得历史的尊重。
在第七部第九章“阴谋”中，作者照应第六卷关于袁崇焕坚持的经历和坚守的精神，对他的死写得很简略，对他的评价却长篇大论。先把历史人物归类为三种，关键人物、重要人物、鸡肋人物。认为袁崇焕属于第二种，面对前人的争议和史料的模糊，作者又细心梳理崇祯皇帝、袁崇焕和大清之间的关系。原来期间隐藏着一个阴谋，即利用袁崇焕换取崇祯皇帝的声誉。为了保全大明帝国和崇祯皇帝的声誉，一位优秀的将领终因皇帝听信谗言而蒙冤致死。要还原这位英雄的真实面目，作者不惜链接大量史料进行考证和推理，得出“绝非谬误”的结论：“无论是前世的纷争，还是后代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者摆出各种观点，耐心地梳理各种史料，层层解套，排除偏见，澄清误解，将这个历史人物的双重性呈现出来。袁崇焕并非天才人物，有许多缺点，但他忠于职守，捍卫疆土，最终却惨遭凌迟。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思考。
3.结构长短并置，注重上下文起承转合。相较于传统小说，《明朝》的叙事结构并不“均衡”。如第贰部“信念”这一章共七个小节，“废物利用”这节长达四个页面，有上千言，而“决战的信念”却只有四行不足一百字。这种失衡的结构通常会受到诟病。但纵观整部作品，长短交织的结构恰好显示出错落有致的特点，与整部作品的叙事风格一致。因为，作者要突出的是“信念”，强调于谦作战有方，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大智慧和大胸怀，属于精神上的准备，所以，不必啰嗦。类似的结构，书中并不少见。如前一章“土木堡”中，结构上十分类似，其他小节叙述详细，尾声部分只有六行。真是简单明了，要言不烦。更为出彩的是，此章内有一节为“战争是怎样炼成的”，基本上远离了明朝，花费很长篇幅大谈特谈“韩信带兵，多多益善”的缘由和利弊，以及对战争构想的一些程式。初看文章游离了主旨，似乎多余，可是紧接后面的一节为“结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司礼监王振，也就是个奴才”，这场战役的“后果可想而知，也不堪设想”来批判王振干预皇权，导致“土木堡”大败。作者跳出文本，用打比方和说案例的方式解释复杂的历史战争，比专业的军事术语分析更通俗更生动。
对一些影响极大的特别的人物，作者则不吝笔墨浓墨重彩地描写。描写中注重各种修辞和话语的综合运用。如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领袖，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引用了《明史》中的两段文字作为介绍。而对他们召开的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会议用小标题注明为“大会于荥阳”，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事件，当年明月的叙述方法很时尚、富生趣。先在前一章交代农民军起义原因，然后用“开会”标志这一节的内容。根据会议发言情况，引出主要人物，插叙张献忠、李自成的出身经历，对他们的性格做简要评价。最后又回到这次大会上，叙述张、李各自的态度和表现。面对明军的强势打压，许多人主张逃跑，张献忠“有种”，不愿意逃跑，可是他又“没辙”，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突围。李自成“有辙”，“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的道路”（攻打凤阳），义军得以继续前进。
比较后发现：两段史料都运用了人物对比的手法，历史观基本一致。都批评了明朝社会的黑暗，指出了民生的艰难疾苦，肯定了起义领袖的才干，尤其突出了李自成的勇猛与智慧。不同在于：周谷城先生用文白夹杂的话语、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叙述历史，且叙述态度十分端庄，注重史料的引证。当年明月的叙述态度是严肃的，叙述风格是诙谐的。为了产生更好的叙述效果，他对史料进行了重组和加工，采用了倒叙、顺叙、补叙、插叙等叙述方法。叙述语言十分时尚，运用纯粹的当代白话（口语、俗语、流行语、网络语）叙述历史，用简明的语言揭示社会变动的深刻问题。
注释：
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小说，所呈现的各种文体为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本铺垫和规范，被认为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端而载入史册。作为正统文学的重要补充，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网络文学则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