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5)

徐：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大学数学系以发扬欧美学术传统，仿效欧美体制为主。在宏观方面讲，在联大数学系，北大与清华这两个数学系在学习、继承欧美体制上基本一致。但从微观方面而言，每个数学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所重，各有所宗。当时的北大数学系强调打好厚实的基础，侧重教与学，而清华数学系偏重科学研究，提倡、鼓励教师发表论文。在20世纪50年代，苏步青先生曾称北大数学系为“按兵不动”，意思就是说北大数学系的教师实际有才能的很不少，但不注重发表文章。此外，在提拔年青人上，清华较放手，北大则略为保守。到复校时期，虽然时局不稳，环境艰苦，清华还是比较注重研究，当时正是因为我的研究成果略多，职级晋升就较快，没有三年就升为专任教员（相当于讲师）了。北大数学系的孙树本老先生，虽数学根基厚实，但多少年都没有被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讲，北大有些保守，受传统影响较大，相比之下，清华对西方文化吸收得更好一些。

问：陈省身和田方增等先生都谈到联大数学系的教师虽然来自不同的大学，但三校教师之间都能精诚合作。[10,11]您能否谈谈其中的原因？

徐：我认为数学三老——姜立夫先生、杨武之先生、江泽涵先生素以育才事业为重的人格感召力量，是促成精诚合作的根本原因。又，三校图书资料的共享共用，一些讨论班的合办共建，以及教课任务方面的相互支持，是助长合作的主要因素。此外，抗日战争年代，大家都有共赴困难之心，也是一个潜在因素。



6 学生管理与研究生培养



问：在学生管理上，联大数学系的显著特点是什么？

徐：联大数学系给学生留出了较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这是联大数学系在学生管理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他学系也基本如此。当时学生不但听课自由，旁听自由，而且转系亦十分自由。例如，钟开莱先生原是清华物理系的。吴有训先生为联大理学院院长，曾在物理系开设光学课程。钟先生听了几次以后，觉得吴先生讲的内容书本上基本都有，自己在课下看书即可，于是就不听了。当时听课的学生只有十来个人。吴先生认识每一个学生，很快就发现钟开莱缺席，很不高兴。后来钟开莱怕在物理系日子不好过，就转到了数学系。王宪钟先生、严志达先生在联大也是在清华物理系，后来转到数学系的。抗战以前清华物理系很有名。当时很多优秀学生都愿意考清华物理系。他们觉得物理更有应用价值，数学太空。因不同的原因转到数学系的钟开莱、王宪钟、严志达三位先生，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实际上，抗战之前清华大学就实行招收转学生制度。如，清华数学系的施祥林、许宝騄、庄圻泰、柯召、田方增等都是转学生。施祥林是从东南大学转学来的，柯召、许宝騄等分别是厦门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转学生。庄圻泰与田方增是由清华大学工程系转入的。我想，实施这项制度的意义不仅给学生留出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且对于提高生源质量很有好处。因为这些转学生的学习成绩一般都很优秀。如，施祥林考入清华大学时总分第七，数学满分。再如，钟开莱是他那一届的理科状元。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中许多人学习数学的潜力超过直接考入数学系的学生。他们到数学系以后，一般情况下学习成绩也会很快赶上其他同学。这样其他学生就会有被淘汰的紧迫感，因而在学习上会更加抓紧。

问：您能否谈谈联大数学系的研究生培养工作？

徐：联大数学系在研究生培养上没有正规的体制。研究生毕业只是写一篇论文，但没有论文答辩，也不授予学位。当时联大数学系的研究生很少，只是个别教授有一、二个研究生。如，孙树本跟江泽涵先生做研究生；钟开莱先跟华罗庚先生做研究生，后来转到许宝騄先生门下；彭慧云跟华罗庚先生做研究生；王寿仁跟许宝騄先生做研究生；孙本旺跟姜立夫先生做研究生；严志达和王宪忠跟陈省身先生做研究生。当时社会上对研究生比本科生看重得多。值得指出的是，联大数学系十分提倡教师与研究生合作进行研究。如严志达听陈省身先生的微分几何课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后来，他与陈先生合作了论文《n维空间主运动式》 （Sulla Formula Principale Cinematica Dello Spazio ad Dimensioni），发表在《意大利数学联合会会刊》（Bollettino della Unione Mathematica Italiana）上。[12]这一做法不仅可使学生学到课本中没有的知识，而且也能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