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3)

　　新历史主义等当代理论认为，历史和小说一样，是语言的建构物，这种语言建构物在叙述形式上是高度惯例化的。历史所谓的“真实”更多地是来自于其形式上的“逼真性”，而非来自于客观真实。换句话说，历史文本之呈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不是依赖于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是依赖于能有效营造“逼真性”幻觉的叙述惯例。哈琴指出：“历史编撰和小说中的叙述惯例，不是意义制造的约束，而正是意义制造的必要条件”(Hutcheon 121)。《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叙述者对这些叙述惯例一一进行自我揭底，从而解构了“历史真实”。当然，《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元叙述者揭露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惯例。但只要我们承认，在凭借着形式上的逼真性而宣称反映“客观真实”这一点上，历史叙事与现实主义小说并无区别，我们就会明白叙述者揭露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惯例，所带来的历史认识论上的后果。 
　　我们相信历史的真实性，事实上是相信作为一种“叙事”的历史文本对于世界的忠实再现，也即历史叙事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面目出现。而现实主义叙事之所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从阅读的角度看，是因为与骑士小说或冒险小说相比，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似乎没有任何可辨认出来的叙事成规，每一件事都像它在生活中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然而只要我们承认“现实主义”作品具有某些内容或叙述上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承认现实主义也是基于成规。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全面考察了现实主义小说营造真实性的各种成规手段。以卡勒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和以雅可布逊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出色地论证了现实主义不等于真实，它不过是一种读者对其的阅读、接受已经“自然化”了的叙述成规。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共享着这些成规，比如叙述者隐蔽自己的声音，而仅仅记录事件，仿佛世界在自主呈现，而未沾染任何主观色彩。怀特说，在历史中，与在文学中一样，是叙事成规决定着一个被描述的事件是否是“事实”。当我们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会发现随着情节的进展，它们在按照我们对“真实”的成规性认识来对事件进行表现。它们预期我们的反映，用各种成规技巧来鼓励我们的信任。它们其实早就抓住了我们意识中经验世界的真相。于是我们最终尴尬地发现，不是我们在读小说，而是小说在读我们。 
　　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正是随着这些营造“逼真性”幻觉的叙述成规的暴露，而被解构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第一叙述层以“现实主义”的方式“真实地”呈现了一段维多利亚历史。而第二层的元叙述者却在安排故事进展的过程中公然站出来讨论叙述技巧，把现实主义叙事小心隐藏的用以营造“真实性”的成规伎俩全盘抖落出来：“如果我到现在还装成了解我笔下人物的心思和最深处的思想，那是因为正在按照我的故事发生的时代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手法(包括一些词汇和‘语气’)进行写作：小说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他并非知道一切，但他试图装成无所不知”(67)。在小说的第55章，叙述者拿不准是否应该让查尔斯找到萨拉，于是揭露此种情况下传统小说的成规做法：“小说往往伪装与现实一致：作家把冲突双方放在一个圈子里，然后描绘它们之间的争斗，但是实际上争斗是事先安排好的，作家让自己喜欢的那个获胜”(292)。通过把现实主义作家所掩盖的、有助于“伪装与现实一致”的各种叙事成规和叙述策略暴露出来，《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元叙述者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也消解了一切利用现实主义叙事的逼真度制造“历史真实”的可能。 
　　总之，《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元叙述者通过对虚构的自我暴露、对叙述惯例的自我揭底，不仅使“历史”变得狐然可疑，而且还进一步揭露了所谓的“历史真实”不过是叙述惯例的建构物。 
　　 
　　三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元叙述者告诉我们，“客观”、“真实”的历史是依靠叙述惯例而人为建构(或虚构)的。不仅如此，这个叙述者还通过元小说式的自我意识，以自己的历史版本为范例，来对此建构的过程进行凸显，并揭露虚构背后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