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4)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只能来自各种被阐释和编织过的“文本化的残余”——文献、档案证物、目击证据等(Hutcheon 96)。这些文本化的残余“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偶然形成的，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必然是经历了选择眭保存和涂抹的微妙过程”(Montrose 15)。也即文本并不是镜子式地对历史进行“反映”，而是通过人为的选择性保存和涂抹的过程来对历史进行“建构”。这个建构或虚构历史的过程受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制约，因而并非是随意的。在怀特看来，历史事件(events)不同于历史事实(facts)。历史事件是构造历史事实的基础，而历史事实则是经过选择、阐释和情节编排的、被赋予意义的事件，是受话语和意识形态制约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可以从同一组历史事件中找出不同的事实，“一个叙述性陈述可能将一组事件再现为具有史诗或悲剧的形式和意义，而另一个叙述则可能将同一组事件——以相同的合理性，也不违反任何事实记载地——再现为闹剧”(怀特326)。因此在怀特看来，历史就不是一种，而是有多少种意识形态、多少种阐释和编码方式，就有多少种历史。  　　《法国中尉的女人》毫不掩饰自己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的过程。它在史料的运用方式上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传统的历史小说，正像卢卡奇在《历史小说》中指出的，往往合并和吸收历史资料来为自己虚构的世界造成一种真实感(Lukacs 59)。《法国中尉的女人》之类的历史编撰元小说合并、但很少吸收这些历史资料。相反，试图吸收资料的过程往往成为其着意凸显的对象。读者能清楚地看到叙述者收集资料的过程以及赋予其叙述秩序的努力(Hutcheon 114)。叙述者往往利用元小说自我反射的方式，来对此过程进行暴露。并且在此过程中，小说常常从新的视角来对史实间的等级秩序、因果关系等进行阐释，以建构全新的历史版本，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进行质疑，并通过元小说的自我揭底，向读者揭露出不同的历史版本背后隐藏的权力话语的真相。这样的元小说的确使其读者与外部真实世界建立起了联结—通过让我们意识到对已被接受的历史版本进行质疑的必要性。福尔斯在写作之前做过大量的历史研究，这点从他广泛征引各种社会调查报告、统计数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难看出。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文本中涉及的所有这些历史资料、历史事件都经过了作者的精心筛选和独特阐释，以此来重构另一版本的维多利亚历史。在正史版本中，维多利亚社会保守克制、秩序井然，当时的“妇女不得越雷池半步”(81)，她们都是标准的淑女，“仿佛一旦有男人敢于开口对她说话，她马上就会晕倒”(18)。总之，父权制就跟以往的很多个世纪一样，牢固、稳定、理所当然。历史一旦成为文本(特别是官方文本)，就往往以一元化的、整体性的面目出现。作为后结构主义灵魂人物的福柯向这种“宏大叙事”式的历史发出挑战。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指出这种一元、整体性、连续性的历史是一种话语表述，它压制了运动、变化、偶然和差异。福尔斯自称女权主义者。《法国中尉的女人》对"1867年英国议会讨论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1869年格顿女子学院成立”等史实的征引和对“罗塞蒂兄妹”等历史人物的调用，显然表明福尔斯在对被正史所压制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作出回应。 
　　美国历史学家多明尼克(Dominiek LaCapra)曾指出，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所有的文献档案，在建构历史现象的过程中，都不是一些中立的证物。对过去的再现是经过了历史学家的选择的，他们以此来表明他们想要表明的任何东西。《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征引了1867年的《儿童雇佣委员会报告》，这则报告表明维多利亚社会在男女关系上远不是我们想象的保守克制：报告中的“我”“曾亲眼看到十四到十六岁之间男女少年不堪入目的非礼行为。”“我”也“曾看到一些小伙子在小溪里沐浴，而十三至十九岁的姑娘们则在岸上观看”(191)。叙述者征引这则文献显然是为了建构自己版本的历史。但他并不想像其他的历史叙述者一样，将历史建构做得巧妙、狡猾而不着痕迹。相反，这个元叙述者充满自我意识地声明，他所引用的文献(并暗示所有历史学家所引用的文献、及其所省略和抛弃的文献)都经过了自己的高度过滤，引用者以之作为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工具：“在每一个时代，大多数见证人和记者都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因此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就产生了一种少数人歪曲现实的现象。我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过分拘谨、坚持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其实那只是中产阶级对中产阶级精神特质的看法。……如果我们要寻找客观的现实，我们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查梅林的著作，查各种委员会的报告等等”(193)。他还指出，历史学家所宣称的“客观再现历史”的虚伪性“极为明显地表现在对出版物狂热的删节和修订，……用虚假的外表冒充真实传给容易受骗上当的子孙后代”(265)。这样一来，叙述者建构了自己版本的维多利亚史，然后又通过元小说式自我反射的行为，把自己建构历史的过程(以及暗示所有历史建构的过程)进行自我揭底。他让读者明白，并不存在“客观”、“真实”的历史，不管是维多利亚男权主义的官方正史，还是自己版本的女权主义运动史，都不过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立场的人们，根植于不同的权力系统、进行的不同建构而已。而这些不同权力系统所建构出的历史版本，都能以“真实历史”的名义来对人们实施意识形态掌控，从而与现存权力系统的维持或改革紧密相连。《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叙述者“对于历史意义的公开的和任意的建构并没有使人们对文本的严肃性产生怀疑，而是定义了另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承认记录或书写过去时所固有的限制及其力量”(Huteheon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