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5)

　　《法国中尉的女人》建构的历史凸显了被过去的历史版本所压制的边缘和差异，从而表达了新的意识形态内涵。女权主义这条暗存的潜流在以往的官方历史文本中是被遮蔽的。正史版本向我们叙述了一个保守克制、秩序井然的维多利亚社会如何严谨有序而欣欣向荣地发展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在一篇关于史学的神话性的文章中指出，当试图以故事形式叙述历史时，历史学家在历史记录中发现的所谓的历史的“整体一致性”，只有通过其强加于历史记录的“欺骗性概要”才能获得。“任何历史的‘整体一致性’都是‘故事的一致性’，而这必须通过修改、剔除一些事实以使其它事实适合于故事形式来实现”(Levi-Strauss 57)。也即是说，历史叙事是一种排除结构，对任何单一、线性叙事的标举都同时意味着对差异、对其他叙事的压制，在此，“假定的语篇的线性可被视为特别的意识形态倾向的代理者”(柯里90)。历史编撰元小说所做的，就是标举新的意识形态立场，重构一个关于被排除者的历史文本，以抵消以往的单一、整体性历史叙事的排除作用，进而抵消它对我们所实施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对以往史家忽略、回避的历史事件及历史文献的征引和缝合，生成了不同于以往父权制叙事的另一版本的维多利亚史。这部历史让我们注意到以往的历史文本中叙事性排除的存在。在过去，正是这些被排除了的东西构成了话语。而现在，也正是对这些被排除了的东西的凸显，构成了新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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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重构了自己版本的历史，尽管萨拉这个人物的塑造的确会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者，但《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版本的历史的真实性。相反，他通过侵入式叙述、时空错位、矛盾开放等元小说手法再三强调文本之虚构本质。于是读者发现，叙述者指出了过去的历史版本的虚构性，他重构了自己版本的历史，但又指出自己版本的历史仍然不过是虚构。那么，到底有没有“真实”? 
 《法国中尉的女人》通过不同版本的维多利亚史向我们表明，那个超验的、大写的、唯一的“真实”(Truth)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历史”的确曾经存在过，但我们只能按照其被语言所建构的样子、被各种话语所“制造”的样子，来“知道”它。因此只存在复数的“真实”，而不存在唯一的“真实”。传统时代人们对谎言的关注变成了后现代人们对“真实”的多样性和分散性的关注，这种多样性和分散性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相连。《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并不想“讲述真实”，它质疑的是：“谁的”真实被讲述了?他并没有宣称“再现历史”，他关注的是：“谁的”历史能够幸存?《法国中尉的女人》对唯一的、大写的“真实历史”的解构，其矛头指向了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对利奥塔来说，后现代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对宏大叙事的存疑。“所谓总体化的宏大叙事，就是一些我们通常统一和整顿(以及掩饰)矛盾以使一切看起来合适的那些体系”。这种总体化的力量正是后现代所抵制的，因为“总体化”不仅意味着统一化，更意味着着眼于权力和控制而进行的统一化。“它指向了我们对毫不相同的物质进行统一化的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体系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④ 
　　《法国中尉的女人》向我们表明，不管是男权主义的维多利亚官方正史，还是自己版本的维多利亚女权主义运动史，都是压制了变化和差异的总体化的宏大叙事，都是着眼于权力关系而人为建构和强加的。它以元小说自我暴露的方式，凸显了我们是如何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来选择、裁剪过去的历史文献(比如，1867年的《儿童雇佣委员会报告》，用还是不用?)，是如何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来从过去的历史事件中“制造”出历史事实，来赋予混乱的经验世界以意义(比如，“1867年英国议会讨论赋予妇女平等选举权”、“1869年格顿女子学院成立”，是历史洪流中偶然的、琐碎的、不必过多注意的事件，还是应把它们联系起来，并从中提炼出某种重要的历史事实?)所以《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述者在重构历史的同时又再三强调虚构，因为他并不想使读者相信某一种阐释世界的特殊方式的正确性。相反，它使其读者“质疑”他自己的(同时也暗示其他人的)阐释。“它拒绝安置任何结构，或者利奥塔所称的“宏大叙事”一一这些结构的确是吸引人的，甚至也许是必要的，但这并没有减少其虚幻性(Hutcheon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