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取向(2)

　　第五，减税政策不能刺激我国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33%，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与世界水平相当。如果考虑税收的流失程度，我国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间的差距较大，据调查，目前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只有25%左右，即使降低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持平，也不等于减税。因此，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分析，全面减税都不是最优选择。何况，还应考虑到我国企业中有相当数量属于亏损或微利，对于这些未缴纳所得税的企业而言，减税没有实际意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减税并不能刺激这些企业的投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重要力量，它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未能启动起来。减税能否刺激消费需求呢？不能。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有支付能力。另外，对于低收入者，由于住房、教育、医疗制度的改革及下岗人数的增加，使他们预期支出增加，而预期收入不景气，即使减税，也不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消费需求。
　　第六，税收快速增长，有正常因素和非正常因素。目前促使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和积极的因素是税收征管的强化。不可否认的是，在此之前，我国税收因征管不到位，税收流失数额较大，在经济发达地区，依据税法确定的应收税款与实际征收到的税款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税收流失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超经济的增长，带有合理性和规范性，对增加政府财力具有重要意义。除正常因素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常的因素，不能否认和忽视的是税收存在着虚假收入。所谓虚假税收收入是指一些地区多征或预征税款，主要通过财政部门虚列收支、未退政策性应退税款、职工集资缴款、预征“过头税”、税务机关借款缴税等方式取得的税收收入。尽管虚假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不大，但也起到提升税收增长速度的作用。
　　第七，我国的税收增长是一种恢复性增长，但增长势头过快，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不是由于政府对税制改革造成的，因为在此期间税制没有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税收收入（加上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然后由于两步“利改税”，调动地方积极性，其比重急剧下降，几乎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到1996年达到了最低点，为10.2%.但财政支出规模并没有下降，那么相伴随的就是预算外收入增加，“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相当严重。从1996年开始，为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行“费改税”，税收大幅度增长。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增长只能认为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到目前为止，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没有达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税收增长速度过快，高于了同期CDP的增长速度，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与GDP应趋于同步增长，即只依靠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目前，这种增长趋势要有个界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实行减税政策，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经济形势，从实际出发，是正确的选择。
　　二、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性减税浪潮
　　2000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增长放缓和一些国家已出现的经济衰退，纷纷采取了减税的财政政策。这将对其本国经济、世界经济乃至我国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值得关注。各国这次减税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降低所得税等税率（或税负），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很少有调减间接税如增值税等税率的。那么如何认识世界性的减税浪潮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减税政策需要坚实的财政做后盾。政府财政的大规模赢余是减税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就已经具备了实施减税的条件。但当时与经济强劲增长相伴随的是美国股市中“泡沫”的明显累积，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过热”。克林顿任期内减税显然不合时宜。2000年后半年，在格林斯潘“软着陆”的货币政策作用下，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明显挤出。进入2001年后，抑制经济增速放缓趋势的目标成为短期调控政策的主要指向。布什政府不过是抓住了短期政策与长期战略的作用方向趋于一致的机会，适时地推出了减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