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信访数量起伏较大。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信访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1979年至1981年之间出现了来信来访数量猛增的态势，来信数量之多、上访人数之多、投入处理信访问题的人数之多、解决问题之多均创建国以来之“最”。据统计，1979年中央联合接待室接待来访18万余人次，中办国办受理群众来信108万余件，创历史最高纪录。[7]当时党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政策的出台给信访工作带来新的契机，由于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机关尚在恢复之中，许多的冤假错案都是通过给各级党政机关写信引起重视才得以平反解决。如1977年4月，上海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王申酉死刑并立即执行一案，就是原华东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施平同志（曾任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1979年接到该校一位研究生的来信后，亲自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要求给王申酉平反的报告并申明了平反的理由。经过几番反复，王申酉一案最终在1981年经上海法院平反而得到昭雪。[8]
随着大批冤假错案在全国范围内的解决，1982年至1986年初，部分中央机关和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理的群众信访量逐年减少，来信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中央有关部门抽样统计，要求落实政策的信访件从1982年占信访总数80%，降到1986年的30%。[9]这次信访高潮的平稳化解，是拨乱反正时期党的各项政策得到落实的结果，各级信访部门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信访数量所经历的由低到高再转为低的过程，形象地说明了信访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相关度之密切，也印证了我国信访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及一定政治架构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信访的现状及信访制度的困境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增长的大规模群体信访和矛盾激烈的个体信访，再次引发了“信访洪峰”，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使我国的信访工作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各级信访部门亦成了众矢之的。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党政机关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为1024万件（人）次，集体访24.57万批次、564.8万人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了1.13倍、2.8倍和2.6倍。另据统计，1996年至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是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前13年的2.06倍和2.75倍。[10]
事实上，在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的背后，除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其自身权益保护的诉求得不到解决等原因之外，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性矛盾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各级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懈怠渎职等也是引发信访剧增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不能不觉察到这样的事实：现行的信访制度虽然是中国公民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但这项制度的设计及其运作中存在的缺陷也是导致信访量居高不下、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1、从信访的内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信访是向国家机关提出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对于推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便是一些过激的群体性的信访事项，按照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的分析[11]，仍存在四个80%以上的问题是事出有因或者通过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努力应予解决以及可以解决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信访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渠道。通过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方式，使得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断受到制约，政府执政的水平不断受到检验，司法体制中的种种矛盾不断得以凸显，最终起到推进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这是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
但是信访内容的广泛性及复杂性，又使得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信访活动中，使信访制度承载了整个社会制度变革及社会稳定的重任。现行的信访制度是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中尚不能缺少的重要制度，通过领导的重视和批示的压力这种传统的信访工作模式，确实使得相当一部分的信访事项在合法合理的原则下，通过信访工作人员耐心细致的疏导和协调工作得到解决，也能实现一定的社会稳定的目标。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仍有相当一部分信访事项的处理运用的是法治以外的方式，或强压，或妥协，或哄骗等，成了许多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信访部门在解决信访事项的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在这种工作状况下，信访机构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极少数信访人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败，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带来极大的社会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