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威慑与国际安全
王公龙
2012-8-8 16:48:10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3年11期第23～28，10页
【专题名称】国际政治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生
【内容提要】随着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到来，传统威慑观念及威慑战略日益经受冲击，核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威慑战略的结构与功能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威慑能力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变化给国际安全形势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
【关 键 词】核威慑/核武器/新军事变革/国际安全
随着新军事变革时代的到来，传统威慑观念及威慑战略日益受到多方面的冲击，核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威慑战略的结构与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新变化。由于威慑能力发展的不平衡，超级大国相对他国的核优势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国际安全形势由此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
传统的威慑观念及其嬗变
“威慑”一词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汉朝和三国时期。中国古代的军事著作十分重视体现威慑观念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军事战略上的应用。(注：参见陈荣弟、李云龙编：《死神俯视众生——核武器与核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在古代欧洲，修昔底德和马基雅弗利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威慑”一词，但人们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威慑的实例。自近代欧洲国际关
系形成以来，无论是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的百年均势体系中，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当各国通过派遣海军舰队、交换军事观察员或缔结同盟条约等活动，向对方‘传递信号’或发出警告时，威慑也就寓意其中了。(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尽管东西方都很早就重视威慑的作用，但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最早产生于欧洲，威慑的应用不仅广泛而且持久，因此，认识传统的威慑观念需要更加关注西方的理念和实践。在英文中，威慑(deterrence)的基本含义是通过使对方害怕会处于某种环境或得到某种结果而放弃采取某种行动。(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有学者曾对威慑下过这样的定义：“就其最普遍的形式而言，威慑不过是使敌手信服：他可能采取的某种行动路线所涉代价和(或)风险超过其利益。”(注：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y and Practi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13.)这种对威慑概念的定义显然是从威慑战略或策略的实施方看问题的。它体现了如下特点：其一，确立目标明确，即阻止可能的行为的发生。明确的目标不仅是威慑存在的价值体现，也是检验威慑是否有效的最终参照指标。其二，使用强制方式。威慑不是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方式体现实施者的政治意志，而是体现出强制性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威慑是以物质实力基础特别是武力手段为后盾的。其三，作用于对手的心理。威慑方只有给对手造成较大的心理震慑，使被威慑方充分认识到，抗拒威慑所产生的风险和代价显然大于可能收益，它才会放弃某种行动，威慑方的威慑应用也才算有效。其四，保持现状。威慑方的目标在于通过阻止对手可能的改变现状的行为的实施，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既有现状或格局。
一般来说，一种有效的威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威慑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和畅通的信息传递。基辛格曾对威慑的要素构成进行过经典阐述：“威慑要求把权力、使用权力的意志及潜在侵犯者对两者的估计结合为一体。此外，威慑是上述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如果其中任何一项等于零，威慑必然失败。”(注：Henry A.Kissinger,The Necessity for Choice,Garden City,Doubleday,New York,1962,p.12.)
自核武器问世以来，人们对威慑的关注迅速上升，威慑这一术语不仅得到特殊的强调，而且被赋予一种独特的涵义，人们对威慑的关注也逐渐从常规威慑转向核威慑。由于核武器拥有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它能对对手产生其它任何武器无法比拟的巨大震慑效应。因此，建立有效的核威慑对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具有一般威慑力量难以比拟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核武器出现前，一国的武装力量是准备用来进行当时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战争，而且战争的目标就是通过使用力量而获得战争的胜利。但在核时代，任何一国无论其多么强大都无法承受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任何一国都不倾向于冒自身遭受摧毁的巨大风险去进攻另一个有核国家。这样，有核国家除发展自己的核威慑能力之外，还必须关注来自他国的核威慑，并制定有效的核威慑战略以阻止对手对自己发动核攻击。“一个大国能否阻止一场全面核战争，已成为衡量其军事体制是否健全的标准。”(注：Henry A.Kissinger,op.cit.,pp.12-13.)
作为威慑的一种形式，有效的核威慑同样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作为威慑物而存在的核力量。比如核武器的数量以及核武器的打击精度等。这是产生威慑效应的最基本条件。威慑效应的产生是以威慑物质力量的始终存在为条件，如果威慑物质力量被实际使用就表明威慑已经失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讲，核威慑力量是永远不能用于实战的，否则威
慑武器就转变为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威胁武器，与常规力量不同之处就只是杀伤力的大小。其二，威慑方与被威慑方的行为合乎理性。理性是威慑的基础。理性有助于被威慑方认识和判断威慑力量，促使信息更好地在威慑方和被威慑方之间的传递。在核时代，理性还包括决策者在采取某种可能导致核战争或核报复的行为之前进行的代价与收益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和决策。正是理性的存在，使潜在的对手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即通过蓄意诉诸核战争所取得的利益，最终将超过这种行动所付出的代价。(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396页。)其三，使用核力量的坚定意志。威慑指向的是对手的心理，其效果取决于威慑方使用力量的意志。意志越坚定，威慑越大，反之越小。因此，“一个外表的弱点将引起的后果与一个实际的弱点相同。作为一种威慑，一个意在虚张声势但被(对方)认真看待的姿态比实为威胁但被解释为虚张声势更有用”(注：Henry A.Kissinger,op,cit.,p.12.)。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是循着这样的威慑观念制定其核战略的，从而制造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核对抗。在核武器诞生的初期，美国奉行所谓“战略轰炸”，即“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战略轰炸机基地，准备以机载原子弹轰炸这些国家”。(注：顾德欣、牛永军主编：《核幽灵的震荡——二十世纪核问题回顾与思考》，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20世纪50年代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但由于其手段过于僵化与单一，后被废弃。60年代后，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发展，美国采取了“灵活反应战略”，其核战略也相应地调整为“确保摧毁”战略。里根以前的历届政府虽不断调整，但其核战略基石都是“确保摧毁”。二战中美国对核武器的首次使用震动了苏联，斯大林提出建立“核均衡”战略，消除来自美国的巨大威胁。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未来的世界大战是“火箭核战争”，于是在60年代初提出“战而胜之”的“火箭核战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与美国在核力
量上大体相当，苏联提出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重的“灵活反应”战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改变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看法，认为防止核战争是军事战略的首要任务，为此提出核武器“合理足够”的战略理论。尽管两国核战略的有效性受到过这样那样的质疑，但美苏庞大的核武库及其威慑战略对彼此所产生的巨大威慑作用则是客观存在的，相对均衡的战略态势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始终没有被打破，从而避免了美苏迎头相撞，不仅阻止了核大战的爆发，也阻止了常规大战的爆发。超级大国关系某种形式的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国集团之间冲突的产生。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敌对的核国家之间的相互威慑限制了暴力，继而保护了整个国际社会免受全面战争的侵害。”(注：Robert Gilpin,War &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15.)尼克松也曾断言：“一种真正和平的结构，只能被建立在核威慑的基础上。”(注：[美]尼克松著：《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显然，核武器产生后，威慑的形式和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出现了常规威慑和核威慑之别，二者之间因力量构成的不同而具有明确的界限。对大国来说，核威慑已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常规军事力量在威慑中的地位。尽管制定核威慑战略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所高度重视，但由于核武器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用核武器始终被当作“禁区”。结果又造成了威慑与威胁的分野，核威胁转向了核威慑，大国核战略也由实战战略向威慑战略转变，其实战的效用逐步降低，政治效用逐步凸显。
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在一些重要方面不断取得或正在孕育着新的突破，世界军事领域也兴起了一场以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以军事观念转变为牵引、以军事体系调整为中心的全方位、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