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变革时代威慑的变化，不是一般意义上威慑力量在各国之间的横向扩展，也不像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为增强针对对手的威慑能力而对威慑战略做出的某种调整，它是威慑力量结构和功能上的深刻变化，也是对传统威慑观念的修正和更新。这种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威慑能力甚至综合国力，促使大国从新的威慑观念出发调整安全战略，从而给国际总体安全形势的发展增添新的变数，进而也会使地区安全形势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
首先，威慑能力的变化将有力地推动各国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发展的此消彼长。在新军事变革时代，作为一国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威慑力量，不仅取决于战略核力量的存在，而且取决于先进常规武器，不仅取决于进攻性力量，而且也取决于防御力量。一国能否根据威慑观念的新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威慑力量构成，将直接影响自身军事实力乃至综合国力。而各国不断加强其威慑能力的举动必然促使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不过，应该看到，尽管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都力图跟上新军事变革时代的步伐，努力维持或提升自身的威慑能力，但超级大国毕竟拥有绝对领先的综合国力和军事技术，它是新军事变革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导者，威慑的新变化也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超级大国的威慑战略中。而且超级大国还力图将这种国力和技术优势转化为威慑优势，以服务于自身的霸权战略，因而其威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无疑加强了其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其次，大国间安全竞争围绕新的威慑观念展开，安全战略出现新的调整，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出现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捍卫自身的安全利益，维护和扩大自身国际地位，世界大国无不重视构筑和发展有效的威慑力量。在发展常规威慑的同时，各大国都力图维持自身核威慑战略的有效性，个别大国不仅注重发展进攻性威慑力量，而且也重视防御威慑力量的建设。同时，各主要大国还积极酝酿或调整安全战略，更好地适应威慑的变化。美国依仗其威慑优势，提出的新“三
位一体”军事战略，它由“进攻性核力量、先进的常规武器能力和一系列崖型防御系统”组成。进攻性核力量和先进的常规武器保证美国可以对从大国、“流氓国家”到恐怖组织的一系列目标实施打击；新型防御系统则保证美国免受各种威胁来源的进攻。俄罗斯提出以“核遏制”为核心的“现实遏制”军事战略，不仅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而且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原则。近年来，通过制定一系列法案，日本自卫队的防卫体制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由“国土防卫型”向“地区干预型”的战略转变，在防卫态势上由被动变主动，由消极变积极，防卫战略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印度也及时推出了新军事战略理论，积极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其核心是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不断加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加强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各大国纷纷调整安全战略，将给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因为从安全关系的互动性看，一国的安全不可能是单纯的单边事务，其安全政策必然带有国际色彩，并且成为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一部分。当国际社会处于整体不安全时，单一国家的安全难以维持；而当单个国家处于不安全状态时，其所在地区甚至国际社会都可能被卷入其中。鉴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政治野心及历史心态，日本开发导弹防御系统，发展攻防兼备的威慑力量容易引起东亚国家的广泛不安，并可能成为诱发东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军备建设。印度的发展核威慑和常规威慑的努力，也会加剧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三，核威慑能力出现非均衡发展，超级大国的核优势更加明显，其对外战略的单边主义倾向有可能持续。导弹防御计划不断推进的直接结果是超级大国的核威慑能力相对其他有核国家进一步增强。一方面，超级大国本身就具有庞大的核进攻能力和核报复能力，而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则可以进一步确保自身核武器免受其他国家的攻击，增强了自身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促使自身核威慑的有效延续。另一方面，超级大国导弹防御系统对被威慑方的可能的进攻也是一种制约，一旦超级大国对一般核国家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后者将因缺少
有效的防御手段而使自身的核力量受到重创甚至丧失殆尽。同时，导弹防御系统还使一般核国家核威慑的实际意义遭到削弱。超级大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率越高，一般核国家的核威慑遭到削弱的程度就越大。超级大国核威慑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无疑会加强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势头，助长其在对外战略中奉行单边主义政策，促使地区国际局势的紧张甚至国际热点的产生。
第四，核军备竞赛可能升级，核不扩散努力面临考验。从理论上讲，在国家间安全关系中，一方出于安全目的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可能使对方产生会遭受第一次核打击的忧虑，因而刺激反措施的研究，或增加战略进攻性武器数量，或改善其性能，以增进自身的安全。一方突防能力的提高又迫使另一方研制和部署更先进的反导弹系统，如此周而复始，从而产生无休止的战略防御性武器和战略进攻性武器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早在冷战年代，美国的科学家就曾撰文指出：“在两强目前的核平衡中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即其中一方可能研制出一种成功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如果这个系统能够做到天衣无缝，不让任何来袭导弹漏网，并且只有一方拥有此系统，就会使另一方的威慑力量完全失效，后者便会处于随时可能遭受对方的第一次核打击而无还手之力的危险地位。”(注：劳伦斯·弗里德曼著，黄钟青译：《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对于中国、俄罗斯这些既和美国没有同盟关系，又被美国视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国家来说，要么无动于衷，从而导致自己威慑能力不断丧失；要么积极加强自身导弹的进攻能力或建设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选择前者，意味着国家安全利益可能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两国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而选择后者，其结果又难以避免核军备竞赛的升级。而历史已一再证明，任何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都是热战或冷战的预兆。
如果说，超级大国导弹防御影响的只是大国核政策，从而加剧大国间核安全
困境的话，那么，超级大国在核武器实战威慑观念上的转变则可能影响到众多中小国家的核政策选择，从而直接冲击世界范围的核不扩散努力。小型核武器的一旦在战争中被使用，势必造成“核禁忌”的淡化和核门槛的降低，超级大国这种“示范”作用就会刺激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追求核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向他国施压，谋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或抵御他国对自己的核讹诈。而一国追求核武器又很可能促使它的周边国家产生连锁反应。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显然是有内在关联的。朝鲜一旦被证实拥有核武器，韩国和日本获得核武器的动机就会增强。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当前核不扩散政策的大力倡导者，鉴于无核国家一直要求有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尤其是对承担核不扩散义务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仅使自身陷于尴尬的境地，极大削弱核不扩散主张的影响力，而且将严重挫伤无核国家执行这项政策的积极性，并可能导致“核不扩散领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注：梅然：“冷战后西方的核威慑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3期。)
第五，从核威慑的自身逻辑看，核威慑“二律背反”的困境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安全形势的稳定性可能下降。自核威慑形成以来，其本身始终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其基本目标始终在于阻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核威慑战略本身又是以不惜使用核武器为前提，而且这种一旦威慑失灵后使用核武器的决心越坚定，威慑的效果越明显，阻止战争爆发的目标就越容易实现。但这种建立在“坚定决心”基础上的核威慑往往具有诱发核战争的因子。尤其是新军事变革时代核大国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以及核战略平衡的打破，对加剧这种“二律背反”困境产生着双重消极影响，它不仅可能促使威慑方在使用威慑战略时较过去更加难以保持克制，而且可能进一步加重被威慑方的心理恐惧，从而成为诱使被威慑方在战争迫在眉睫或爆发时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尽可能减少自己所遭受的损失。其结果是，技术越发展，核战争爆发的机
会就越大，通过建立核威慑阻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爆发的难度就越大，国际安全形势就更加难以保持持久的稳定性。
总之，新军事变革不仅冲击着传统的威慑观念，正在催生出新的威慑观念甚至理论，而且也增添了国际安全形势的变数，推动着国际和地区安全新格局的形成。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形势逼人，不进则退。随着以科技为核心支撑的新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威慑的新变化将日益明显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只有切实把握新军事变革对威慑的影响，并依据新的威慑观念构建和调整威慑力量，适时调整威慑战略，才能跟上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