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弱点。
习惯循规蹈矩，不敢直面现实，抱残守缺，是东方文明的一大缺陷。热衷一味求稳，没有风险意识，缺乏冒险精神，不敢挑战未来和未知，也是东方文明所共有的弱点。总是自我封闭，很少主动交流，使自身陷入一个无形的“酱缸”中。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治上的盲目崇拜和思维上的十足惰性，都是自我封闭的结果。虽然个性不足，却是奴性有余，人云亦云，简单盲从，使东方社会大都长期深陷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缓慢，资本主义的“基因”不足。 以上陋俗文化病灶古已有之，只不过没有发生癌变的外部环境。一旦深藏于中华文明中的陋俗文化活性病灶遇到适宜的环境，就会快速癌变。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嬗变是近代社会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到了近代，这些潜涵在东方文明中的陋俗文化巧遇适合自身成长的环境，于是便交叉互动，恶性发酵，就使得东方文明在政治、经济、精神、思维等各方面内涵着的本来就不多的创造发明“基因”逐渐萎缩，并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东方文明越来越失去其耀眼的光泽，升起在东方的太阳开始西沉，东方文明，遭遇了落日的凄凉和无奈。近现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更使东方文明雪上加霜，遭到毁灭性破坏。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全面遭遇之后，便节节败退。在西方列强糟蹋东方文明的过程中，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也与西方列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对东方文明大加摧残，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是东方文明的不幸。
二、西方文明的崛起与代价
1.西方文明的崛起。就在东方文明在困谷中徘徊并不断积累精神忧伤的同时，西方文明却告别了扼杀人性的黑暗的中世纪，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蓄积着冲刺的潜力。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使被压抑多年的文化和思想潮流喷薄而出。此时，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借复兴被遗忘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之名，行萌芽、发展资本主义文明思想，确立新的西方文明观之实。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文化和思想特征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倡导学术研究，反对以神为本位的宗教思想和经院哲学。西方文明中暗含的功利性价值指向不久便导引西方完成了震惊并足以改变世界的三次产业和技术革命，使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黑马”，享有了征服的荣耀。西方文明，在与大自然的决斗中似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了地地道道的文明巨无霸和世界文明的骄傲。于是，东方的一些拜技主义者纷纷拜倒在西方文明的“石榴裙”下。中国的陈序经和胡适甚至争当“全盘西化”的鼻祖。
2.西方文明的困境与代价。曾经拥有征服的荣耀，曾经创造辉煌的过去。然而，物极必反，西方文明在创造发展条件的同时也在挖掘着埋葬发展的陷阱：一是生态陷阱，二是科技陷阱，三是伦理陷阱，四是增长陷阱，五是分配陷阱，六是消费陷阱，七是战争陷阱。今天，一度辉煌的西方文明已是穷途末路，西方的太阳无可挽回地没落了，笼罩在西方文明身上的光环越来越黯淡无光。尽管亨廷顿一厢情愿地预言“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但事实
上，西方文明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一条死亡之旅。善良的人们为西方文明的原罪而痛心疾首，全盘西化论者遭遇了空前的尴尬。
三、以东方文明为主导的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与互补：海纳百川的博爱之心与威力无比的真理之手的联姻。
1.东西方文明的千年牵手。亨廷顿根据冷战后文明内部以及文明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由于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因此他大胆地预言：“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根据“文明冲突论”，亨廷顿把把海湾战争称为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亨廷顿从实用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出发虚拟的文明冲突论，究其实质就是把未来的世界大战归结为文明的大战，并据此推出一些假想敌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
在根源。就是说，中国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未来的最大敌人。他警惕地注视着中国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并认为这种崛起是世界文明不稳定的根源。不同的地域总是具有不同的水土、气候等特性，这些特性便是形成文明的自然地域基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文明。一定的文明大厦，总是矗立在特定的自然地域基础之上，以特定地域为其依托。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地域创造了不同的文明，丰富多彩的文明型式共同组成了世界文明之树。文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前提，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代表着特定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文明一旦产生，就会很快得到固化，有其相对的稳定性。这种质态相对稳定的文明，在塑造人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无形但却强大的力量，按特定文明所要求的方向去“化成”人，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文明总是以其自身的和谐塑造社会的和谐。没有文明的和谐或相对和谐，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或相对和谐；而离开社会的相对和谐，文明就会进一步失去和谐的基础。于是，新的文明失衡与社会变革或动荡的辩证关系就会开始。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的社会变革为什么往往起源于文明演进，社会动荡为什么往往发端于文明失衡。文明失衡不但会引发社会动荡，而且，社会的动荡程度总是同文明的失衡度成正相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定时期的文明是也必定是对上一个时期文明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延续。每一种文明既是发展的环节，又是联系的环节。文明一旦产生，就成为世界文明之树上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组成整体的部分不是孤
立、封闭的，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其他同是组成整体的部分处在相互交叉、相互交流中。没有文明交流，就没有文明发展。文明交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是否情愿，文明总是处在流动中。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就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今天，我们正处在文明的全球化交流时代，而且，这种交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从本质上说，西方文明是功利性的，重利轻义，这种功利性的文明具有天然的排他性。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明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和筛选，形成了以分析见长的思维方式。西方文明的主体思维方式是分析型的，因而，凡事莫不强调一分为二。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到长足发展，西方的物质文明成绩斐然。伴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西方的一种时髦思想。认为万物为我而生，因我而存。在不断强化的物质主义思想指导下，人们对自然界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对别国大肆掠夺。久而久之，使得西方文明工具理性有余而价值理性几近丧失殆尽。毫不夸张地说，西方义不如人，理不如人，思维不如人，胸怀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伦理不如人。就连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也不无感慨地说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必须从东方文明中寻找出路。
与西方文明不同，东方文明是义理性的，重义轻利，这种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