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兴的东方新文明的内涵是中国新文明圈、受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新文化影响的中国外围新文明圈、印度新文明圈、阿拉伯伊斯兰新文明圈。
这里特别有必要提及东方文明中内涵的东方文化传统。西方文明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纵欲等天然缺陷使得西方文明不能担当起导引人类由工业文明向和谐文明转型的历史使命。由于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世界文明不得不回到东方文明的思维轨道上。季羡林先生由此预言：21世纪必定是东方文明的时代。博爱万物的宽广胸怀使东方文明成为生存和发展智慧的集大成者，东方文明必将再一次站在世界文明屋脊上，首先拥抱和谐文明的太阳。世界文明重心必将由此而东移。实现东方文明千年复兴的历史机遇就在我们面前，东方气派将再显风流。东方新文明必将塑造一个新东方，而再度雄起的新东方必将给世界展示一个样板性的和谐文明型式和无害发展模式。
为了在未来的世界文明建设中打造东方文明高地，必须让世界接近我们，让我们拥抱世界，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东西合璧，扬我东学优势，克我传统之短，做先进文明的忠实代表。就目前来说，要特别注重拿来，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既要拿来物质文化中好的东西，又要拿来精神文化中积极向上的东西，也要拿来制度文化中值得借鉴的东西。从长期的历史研究中，季羡林先生得出一条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盛、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到了见到外国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这往往是我们国势衰微、文明低落的时代。西方文明经过最近几百年发展，在经济、科
技、教育和管理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又一次站在既有文明成果肩膀上登上世界文明屋脊的东方文明，应是以东方文明的传统性为根，以时代性为干，吸纳西方文明的某些优秀基因而长出的参天大树。这棵参天大树上结出的文明之果，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先进平台。我们无意搞文明霸权主义，但是，文明组合向来是实力的较量而不是道义的竞赛，是因为和谐文明的历史机遇给了东方文明，我们别无选择。
四、和谐主旋律中的冲突与冲突话语下的和谐。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正在出现的和将来即将出现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显然，亨廷顿把冲突视为未来世界关系的主流。
为此，我们强调文明的和谐，目的是使诸种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以求得共同发展。但是，我们决不是唯和谐论者。就是说，决不能不分是非，唯和谐而和谐，强调无原则的和谐。作为追求和谐之学的儒学，十分强调“和为贵”，多元共处，和而不同。孔子早就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说有德行的人善于协调，能够与人和谐相处，但不一味地、盲目地苟且求同；而小人只是苟且求同，实际上则难以达到与人的真正和谐。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话时，明确肯定了“君子亦有恶”的观点。他说：“唯仁者能好人，
能恶人。”反过来说，做不到爱憎分明就算不上真正的仁者。文明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未来的文明格局中，和谐是也必然是主旋律，但是，在和谐的大背景下，由于诸种文明之间差异的存在，一定范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而且，这种冲突有时还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文明之间的冲突只要不突破一定的度，就不会危及到诸种文明的协同演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冲突有时还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看作一个大系统，那么，组成这个大系统的诸种文明就是一个个的子系统。诸种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必然引发各个子系统内部的结构发生变化，系统结构的变化又必然促使系统功能的变化。这样，各个子系统就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实现质态飞跃。而各个子系统的质态飞跃又必然促使诸种文明资源的重新整合，并在文明资源的重新整合中使人类文明实现有决定意义的进步。精彩纷呈的人类文明，正是在不断实现的和谐中才使自身的造血功能日益增强。
总之，我们倡导的文明和谐论认为，未来的文明之间关系基调是和谐。即使在冲突的话语下，和谐也是主旋律。冲突是达到新的和谐的必由之路，是提升和谐层次的必要手段。在诸种文明的关系中，和谐始终统帅着冲突，和谐是冲突之纲，它主导着文明的走向。最后，用得着《和谐伦理学宣言——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一文的期望：“也许，生态系统永远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和谐。正因为这样，我们与其把和谐视为一种伦理目标，倒不如作为一种伦理追求。”这同时也是本文作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