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称霸全球，并非因为其征服了心脏地带，而是因为控制了冲突地带。
斯皮克曼站在这两个巨人的肩头，站在美国的视角，画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在斯皮克曼的眼中，欧亚大陆由两个部分组成：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后者由欧洲海岸地区、阿拉伯-中东沙漠地区、亚洲季风区组成，是决定霸权归属的关键，其实就是菲格莱破碎环带的欧亚大陆部分。欧亚大陆之外是“离岸大陆”，其组成部分是三个相互孤立的广阔空间：撒哈拉沙漠之南的非洲大陆、澳大利亚、美洲。
心脏地带的价值在于，相对于“离岸大陆”，这个地区的国家非常便于参加边缘地带的角逐。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都属于崛起在心脏地带的大国。心脏地带易守难攻，但同样是这个地理特点，使得心脏地带向外扩张时也困难重重。这种封闭性虽利于生存，却不利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大帝汲汲于谋求出海口，其实就是征服边缘地带。一旦心脏地带大国征服了边缘地带，就可以确立世界霸权。反之则不能。而边缘地带本身的大国如果征服了心脏地带，孤立了“离岸大陆”，同样可以称雄世界。印度帝国、中华帝国、拿破仑帝国、希特勒帝国、日本帝国都是边缘地带的大国。换言之，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最难对付的国家始终存在于边缘地带之中。
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离岸性大国，很难像心脏地带大国那样直接征服边缘地带，却因此得以远离具体冲突。故而，美国不应拘泥于一时的敌友关系，而要随时判断力量对比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当前的最大敌人虽然是德意日，但苏联的威胁不容小觑。可是，某一天，随着边缘地带的复兴，尤其是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崛起，美国仍需要心脏地带国家帮助其再度夹击边缘地带霸权。在这里，斯皮克曼几乎已经是在讲后冷战时代的战略东移。
但是，让斯皮克曼忧心忡忡的是，“孤立主义”历史上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太大，从而狭隘了美国的国际视野。斯皮克曼忍不住高呼：“全球化的战争需要全球化的军事地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也需要全球化的政治地理。”美国要破除陈见，用新视角看世界，当仁不让地握住世界领导权，扮演转动世界的“离岸平衡手”。美国无须过度深入欧亚大陆，但也不能再走“孤立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谋求战略性的前沿据点，
随时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灵活对待心脏地带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以巧妙的外交和坚实的地缘支点来弥补空间的缺陷，撬动全球政治。
1943年，斯皮克曼英年早逝。他一年前的高论，宛如当年王勃意外死亡前在滕王阁的技惊四座，也仿佛就是为了说出这些话，他才来到这个世界。
斯皮克曼意外去世，阴差阳错又恰到好处地挽救了另一位思想巨人的学术生涯。这个人就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创始人、德裔美籍学者摩根索。与爱因斯坦一样，摩根索也是一位因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德国犹太人。如果说，爱因斯坦因为物质的原子弹而名扬四海，摩根索则因为替美国制造了智力原子弹而影响至今。
摩根索在1937年移民美国。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根本没有学科化的国际政治学，只有大而无当的国际关系学。美国也不例外。而国际关系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圈画得太大，大到已经无法有效区别江湖骗子和专业医师的程度。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国际关系研究能够在大国竞争中学有所用，就必须进行减法研究，找到不能再减的核心，然后立足这个核心，对国际关系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摩根索射出了临门一脚，先是将国际关系研究变成国际政治研究，再进而实现国际政治研究的理论化、学科化。
很多人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却从未搞明白何谓理论。其实，理论就像菜刀，一定要在烹饪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它的用处，如果变成为理论而理论的玄学，一定是百无一用。理论又像地图，没有哪张地图和现实一模一样，但正因为这种抽象性，才可以帮助现实中的人迅速判明方向。反之，如果没有地图，就只能依靠经验和实践。一言以蔽之，理论的作用在于“确定事实并通过推理赋予它们意义”。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就是要为现实中人提供穿越国际关系密林的路标和地图。国际政治学科的创立，则是为这种理论研究和理论运用提供制度化保障。正是因为有了犀利的理论武器，摩根索才能洞察机微，在原子弹革命后大声疾呼：在国际政治领域，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危害最大的就是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这种国家向来善于操控国际舆论，在别国组织“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或攻城略地，或攻心略民。原子弹削弱、限制了军事帝国主义，却助长了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故而，
未来的大国竞争，更多是以冷战而非热战、间接对抗而非直接冲突的方式展开。
这颗精神原子弹的威力，被历史证明丝毫不弱于物质原子弹。国际政治学破门出教、自立门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得美国拥有强大的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在信息有限、对抗激烈、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趋利避害，迅速形成胜于敌手的国家政策。其间接结果则是极大地加持了美国的战略研究，帮助战略学加速脱离传统军事学和军事战略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纵观古今，战略家或是生出来的，或是打出来的，很少有教出来、学出来的，但美国打破了这个传统。当今全球战略家90%在美国，美国战略家中绝大多数都是教育出来的。这是最值得国人警觉、惊叹、学习的要点！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二战胜负未分的时刻就已经开始破茧成蝶。
今天回头看去，无论是意外早逝的斯皮克曼，还是绝处逢生的摩根索，他们的思想在美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李普曼（新闻人，外交策论家）、尼布尔（神学家、现实主义神学创始人）、乔治·凯南（外交官，遏制政策之父）、杜鲁门（总统，冷战的开启者）……乃至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米尔斯海默、卡根、米德、入江昭、希拉里、奥巴马……全面继承，不断实践。江湖庙堂，相激相荡，薪尽火传，霸才代出，一路形成了当下的这个单极世界。
顺带多说一句，基辛格也是德裔犹太移民，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移民，卡根是希腊裔移民，入江昭是日裔移民，如果再加上爱因斯坦等移民科学家、安迪·格罗夫等移民企业家，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在二战中还赢得了另一场重大胜利：让全球最优秀的头脑百川汇海，为己所用。在这场围绕全球智力资源的竞争中，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无疑帮了美国的大忙。但帮忙的是否只有一个希特勒？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去苏联、西班牙、巴西……这里显然同样隐藏着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这就是大国竞争。有隆中三分，有未雨绸缪，有萧规曹随，有借箸代筹。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的领先和行动的群策群力，美国才能在雅尔塔会议后，迅速进行战略再调整，于短短数月内，形成全新的对苏外交和全球战略部署。杜鲁门才敢主动挑起冷战，让苏联不断陷入被动之中。
从柏林危机到朝鲜战争，从古巴导弹危机到阿富汗战争，表面上看是苏联咄咄逼人，实际上这些都是战术层面的小攻，在大的战略层面，美国早就把苏联的手脚紧紧绑住。一旦美国用攻心战术再搞乱苏联的心脑，冷战就不免戏剧性结束了。柏林墙虽高，却挡不住滚滚前行的战略巨轮。溯本追源，其布局、其设网，可以说是早在二战胜负尚且晦暗不明的1942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
余音
顺着前述历史线索，重新审视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战略举措，不难发现，美国在举国动员、万里远征的前后，既角力又斗智，与列强相继进行了四轮战略竞争：第一轮是应对英国霸权衰落的竞争，第二轮是争取大战胜利的竞争，第三轮是对战后格局提前进行战略规划的竞争，第四轮是落实战后规划的竞争。
每一轮竞争都是在高水准的敌我友三方之间展开，激烈异常，美国不仅能将现阶段的斗争应对裕如，还能未雨绸缪，做好下一阶段的斗争准备。这种环环相扣、制敌机先的国家战略运作，极其有力地确保了美国的称雄全球。若问美国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战略思维之普及，战略人才之众多，决策程序之相对完善。唯其如此，关键时刻，美国的政学军商各界才不仅不会互相掣肘，反而常常互施援手、一呼百应，最终形成强大的战略设计能力、战略执行能力和战略纠错能力。试想，如果美国也像苏联、德国、意大利那样，处处要靠罗斯福一个人的伟大英明正确来力抗群雄，纵有骨鲠如马歇尔者，也难得其用，更难期望各行各业都能卧虎藏龙。又或者，如果美国也像日本那样，制度设计盘根错节，中枢政令不振，军部飞扬跋扈，则就算美国铁甲成行、铁鸟蔽空，最多只是横暴一时。又或者，如果美国也像英、法那样，军事建设与国家相脱节，用昨天的战争方式去支持今天的大国崛起，同样难成大器。
由此可知，美国在二战中的胜利，首先是大战略的胜利。食髓知味，美国学界才会在创设国际政治学后，又创设了学科化、制度化、理论化的战略学。美国政府才会鼓励发展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战略型智库，建立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象征的新
战略决策机制。
为什么一直以来，很多普通美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一塌糊涂，美国却能扬国威于五洲列国，玩转世界政治？实则是因为某一小部分站在关键位置上的美国人，太深刻地理解了世界地理和国际政治！须知，大国战略既不是砍人头，也不是数人头，自我杜撰神话、传说，过度简化事实，只能自我欺骗、自缚手脚。如果我们的学者到今天还说不清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异同，说不清战略与大战略的异同，有政府与无政府的异同，学术与宣传的异同，整日化神奇为腐朽，变有用为无用，我们就很难说中国学术界做好了支持中华复兴的准备，很难期待那些学究腐儒去说清楚中国本位与国际责任的关系，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正所谓志不避难，事不求易，不遇盘根错节，焉别利器。这是我们今日回顾二战列强战略博弈的最大感怀，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派和中国智库后来居上的新起点！
原载于《世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