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行政学04任务004
十六届六中全会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求“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提出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作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并将基本公共服务高度凝练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强调公共服务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性，公共服务的加强与改善和政府职能转变密切相关。
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越4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各项经济社会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全球经验显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这一阶段后都陷入了长期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今后几年我国也将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客观上亟需政府以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有效调节更趋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关系，为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从理论和实践经历看，完善高效的公共服务既是社会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又是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深刻反思公共服务不足的政府根源
近年来，我国在增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公共服务和行政效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必须看到，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政府公共服务有效性仍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我国公共服务效率和效能的失缺，凸显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重点解决。
缺位的政府职能，导致了公共服务“度”的失衡。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具有普惠性和正外部性等基本属性，不能任意或过度市场化。因此，需要各级政府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供应，减弱外部效应导致的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抱着“甩包袱”的心态，试图通过全面市场化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结果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剧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就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导致优质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和配置不平衡；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在具体实施中过度强调商品房建设、忽视了对中低收入无房户群体保障体系的建立，导致保障性住房严重缺失。此外，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在3000―6000美元的国家，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为54%，我国2008年只有29.7%，公共服务投入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公众享受必需公共服务的突出症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