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读书笔记
吴晓波 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年4月第二版
总序：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我不能保证所以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前言：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中国与美国》费正清（美）
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美）
? 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
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梁启超
?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
史。
? 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
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 文明与文明的比较，可触知的是文物，可阅知的是文字，可感知的是制度。
第一部：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公元588年（魏晋南北朝）
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一章：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P003
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司马迁评论管仲的当国之道：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P005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较好。（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不劳而能。——《管子·小匡》 ）P007
到了春秋时期，专业的自由商人开始大量涌现，其工商业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金玉其车，交错其服”的富商大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意味着商业资本的出现，一个新兴的阶级诞生了。P008
事实上，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他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在这个意义上，管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大变法。P010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设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
P010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认为专营就是国营，多入歧途。P011
从管仲的论述中可见，他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的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变相地征收了税赋，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P013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卡尔·马克思
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西方经济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15%，中等之年，每年征10%，下等之年，每年征5%，如遇饥荒，则免税。这一税率，也成为很多朝代的赋税计算方式。P14
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是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糜”——《管子·侈糜》 ）P15
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制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
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郭沫若的论文《侈糜篇的研究》，《历史研究》第三期，1954年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以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P16
管仲治齐40年，国富民强。都城临淄成为最繁华富足的城市，据计算其居民达30万人之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战国策·齐策》 ）P18
在《论语·宪问》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贡说：“管仲怎么能算是仁者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非但不跟着死，还去当了仇人的相国。”倒是孔子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管仲一匡天下，人民到今天还受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可能还是一个披着头发的异族人。”（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P19
第二章：商父的诞生
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史记》等史料看，他在三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首先，建立各种生产和军事基地。在国史上，范蠡是第一个以产业模块的方式规划国民经济的人，这当然又比管仲进了一步。他通过建设这些生产、军事基地，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