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现在由政府统管盐铁事务，统一用途，平衡价格，官员们设立制度，工匠们各尽其职，自然就能生产出上好的商品来。”（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盐铁论·水旱》）在经济思想史上，这是第一段论述规模化生产优势的文字。P77
史家吴慧在《中国商业通史》中具体解读说，平准是“坐贾”的性质，是在物价波动时调节商品的贵贱，购销差价较小；钧输是“行商”性质，在地区之间调剂物资余缺，较大的地区差价是其获得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两者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内容有所不同，但又互相配合。平准等于均输的总经理处。均输、平输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参见吴慧《《中国商业通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层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P81
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交战，在内可以建成规模空前的大型工厂，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P86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家和儒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
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却放弃物质进步，以内向封闭和“无为而治”为理想。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P89
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
第六章：最后的世族
世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它与两种制度有关，一是军爵制，一是官僚推举制。P95
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之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P100
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倒是：为什么实施了几乎为同一版本的经济改革，刘彻成为一代大帝，而王莽却人头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启动改革之时，削藩已经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其二，武帝的对匈战争顺乎民心，为改革创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三，70年的“文景之治”，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其四，武帝有效率地发挥了能臣和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条，王莽无一可得，他的失败是从一开始就预埋下的。因此，任何经济改革，都有路径选择和“时间窗口”两个重要条件，错过一个，都难取全功。P102
中国自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之后，历朝新建，首要任务必是“削藩”，“削藩”成功，中央集权可得，“削藩”不成，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之争必永无宁日。P105
自战国之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到了两汉，商贸越来越
发达，职业分工趋于专业。然而东汉末年以降，一切工商秩序被践踏破坏，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货币无法发行；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 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P107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P111（参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二部：公元589年（隋唐）--1367年（宋元）
“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第七章：长安城里的商人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
中国史专家、当过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他对此的回答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P120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数百年间，困扰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无不与此有关。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P120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朝廷主持的考试来变成统治阶层的一分子。如果说商鞅发明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科举制与“公平”：正因为科举制度对大一统政体如此重要，所以，历代君王均全力维持它的“公平性”，对科举作弊都严惩不贷。费正清因此评论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P121
第八章：乱世思弘羊
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白居易《盐商妇》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能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变本加厉，欲罢不能。P144
任何专营制度一旦执行时间持久，必然会出现寻租阶层和特权化，官商勾结形成权贵经济，势在难免。P148
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这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的总反应。P151
第九章：虚弱的繁荣
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皇家的住所）卖酒醋。——（宋）庄裕《鸡肋编》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宋朝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王朝。P157
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