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P157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P159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参见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161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公论：以民营工商业而言，其平均规模至宋时已达到最高峰，宋以后，许多行业反而是规模愈来愈小。P162
宋代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其中包括：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萌芽等。P162-163
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1000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P172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汉、唐两代政府主要实行了两种经营模式，一是桑弘羊式——成立国营企业加以垄断经营，二是刘晏式——国家控制资源，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到了宋代，则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
一曰“买扑”，一曰“钞引”。P174
第十章：走到尽头的变法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
开放—管制—半衰—崩溃，循环往复，轮回重现，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而每当经济出现重大危机之际，必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他成为那个朝代的转折点。P178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了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相似。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P184
像王安石、刘晏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和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P187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都同样激烈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都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P189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
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P189
可以说，发生在历史上的种种变法无非是对这些制度建设的不断探寻和优化，从秦朝的军爵、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度等，帝国的治理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制度均趋精致，唯独“不如人意”的是经济制度。历经100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是最后一次虎虎有生气的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无能”，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P189
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独立的大学制度，以及对军权的法律性限制，是欧洲最终走出“黑暗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它们分别催生了自由的经济土壤、思想土壤和法治土壤。而在中国，城市与学院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限制君权更是从未被尝试，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重要原因。P192
相对于欧洲发生的那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大大先进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相反，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更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逼得商人不得不“绕城而走”。P192
第十一章：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杨维祯《盐商行》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政策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P201
中国自秦汉以来主要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白银和黄金在某些场合取得货币性质，但铜币一直被公认为本位货币。中亚细亚一带一向通用银币，早在进入中原之前，蒙古与中亚国家就有极频繁的商队往来，白银是它们之间的世界货币。元王朝建立之后，就确立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国从此被称为“白银帝国”，这一状况将一直维持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P202-203
第三部：公元1368年（明）——1869年（清）
超稳定的夕阳期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汉川县志》
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P216
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央集权体制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王亚男就曾很敏感地指出：“西欧在近代初期，织造业原本有许多就是由手工业者或商人转化来的。但在中国，这条“上达”的通路，又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障碍。”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政治制度有最密切之关系，“均贫灭富”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当一项技术革命发生之际，后者会本能地将之“异化”。P228
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和封闭。P228
总而言之，在贸易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王权制度瓦解这四个方面，明代中国与同时期的欧洲恰成鲜明对照，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分道扬镳，的确是在14到15世纪期间发生的。P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