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 解释：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史记·货殖列传》 解释：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便宜；物价便宜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便宜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 其三，范蠡还天才地发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据此来设计政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史记·货殖列传》 解释：“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充分利用金钱的价值，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P21-23
范蠡能够以长期循环波动的眼光看待工商经济，无疑已是非常卓越——在古今中外的商业世界里，几乎所有的大成功者都是对周期有杰出认识和运用的人，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P25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其一，与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有关。 其二，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其三，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客观条件。P30-31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P32
同时，我们也看到，自春秋以来，中国的治国者就非常善于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宏观及微观经济。中国商品经济的政府管制特征，自古犹然，其差别仅仅在于运用巧妙不同而已。P34
在白圭的经济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是，他把经商与治国并列而论，视之为一个正当而高尚的职业，他说：“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如同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商人的“素质家模型”。
“智”——商人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具备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须行动果敢，勇于决策。
“仁”——商人必须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对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
“强”——商人必须能有所守，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史记·货殖列传》 ）P36
第三章：铁血兵马俑
国之所以治者，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鞅
中国历代思想家，无论哪一学派，一般都主张轻税，唯有商鞅独树一帜，坚持重税政策，而且非农产业的征税一定要多，市场贸易的租赋一定要重——“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认为，只有“重关市之赋”，加重商品的流通税，才能让商人产生“疑惰之心”。P40
商鞅还主张矿山国有化，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国家，这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又阻挡了一条非农的发财之道。按他的说法，“把矿山收归国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懒惰刁钻、追求暴利的民众就丢掉了饭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种地”。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商君书· 垦令》 ）P40
以国史论之，到了隋唐时期，政府又发明科举制度，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通了另外一条猎取名利的通道。由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互为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千百年来，全中国有才能的中国人，无一能经受住名利的诱惑，纷纷投身于军爵和科举的“游戏”之中，从商自然成了不得已的末流之选。因此，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评论说：“这至少是中国社会为何没有像西方社会那些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它仍然停留在父家长制和传统制度的阶段。”P43
“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以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是数量都远不及私有土地多。P44-45
商鞅的三轮变法，前后长达十余年，循序渐进，丝环相扣。他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P46
商鞅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P46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P47
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
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一直留存了下来，最终变成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P48
若以治国理念而论，从管仲对中央集权的最初试验，到商鞅将之演绎到恐怖的极权主义，可以说，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到此已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润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赫然如钟摆的两端，后来的治国者无非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便论证说，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P50-51
第四章：商人的自由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P60
文帝前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祖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12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P61（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收百分之十的田租被认为是“德政”的标志，孟子就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
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
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植业和金融业。P61
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来未曾稍改。P69
中央集权必“统一”国民思想，不过手段各有巧妙，史学家顾颉刚曾比较秦始皇与汉武帝的不同办法：“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参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P72
第五章：帝国的逻辑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罪己诏》
为了改变私人铸钱的现状，汉武帝从登基的第一年起，就进行了币值改革，在执政期间先后改了六次。公元前119元，颁布“盗铸金钱者死罪令”，从此杜绝了民间铸钱的陈俗。P74
在主持专营事务的过程中，桑弘羊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由政府投资的国营事业在规模化生产上比私人企业大很多，他说：“政府把工匠召集起来开展生产，要钱有钱，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让私人来经营，难免格局不大，产品质量参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