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论假定人是理性的，日常生活是有秩序和逻辑的，但常人使用日常推理而不是科学推理来完成日常生活实践。在常人方法论看来，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普通行动者，而他们才是现实社会的真正建构者和诠释者。他们以日常生活的例行程序，不加思考地不断重复和展开其言行。
常人方法论关于日常推理实践的核心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社会活动是有序的，它们在重要的方面是非随机的、周期性发生的、重复出现的、匿名的、有意义的和连贯性的；
2.这种有序性是可观察的，社会活动不是私事而是公共的，其产生过程是可以目睹和感知的；
3.这种可观察的有序性是平常的，对胜任地参加那些实践的任何成员来说容易接近的；
4.这种平常的、可观察的有序性是有取向的，参加者在有序的社会活动中取向于一种互相活动意识；
5.这种有取向的、平常的、可观察的有序性是理性的，有序的社会活动对那些知道如何去产生和评价它们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
6.这种理性的、有取向的、平常的、可观察的有序性是可描述的，掌握了自然语言的人可以谈论他们活动的秩序。
二．常人方法论的发展和影响
常人方法论自创立以来，尤其1967年《常人方法论研究》出版以后，沿着不同路向开展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并不断扩展常人方法论的研领域。在这些亚领域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谈话分析，二是工作研究。
（一）谈话分析
谈话分析最初出现于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尤其是关于日常实践行动的可说明性和索引性表达研究中。但在加芬克尔那里，谈话分析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也投有将日常生活的言语分析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
一般认为，谈话分析作为常人方法论的一个独立分支，开始于萨克斯20世纪60年代在洛杉矶自杀预防中心的研究工作。萨克斯将谈话本身作为一种人们处理日常问题的
基本方法和实践活动，纳入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萨克斯认为，谈话是一基本的社会行动类型，而非仅仅是说明其他社会过程的资源，谈话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实践行动来对侍。除了萨克斯之外，谈话分析领域著名研究者还包括谢格洛夫、杰弗逊和苏德诺。
谈活分析基本上延续了常人方法论的方法论策略，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谈话者形成谈话活动的方法和程序。谈话分析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谈话分析是经验研究。谈话分析关注发生在现实环境中的、从日常活动的人们之间的真实对话，而不是日常语言哲学家所构想的“理想化的句”。
2.将谈话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谈话分析关注话语之间的关系，而非谈话者之间的关系。
3.将谈话视为成员的实践活动，强凋谈话活动的自我组织过程。一次谈话的完成需要谈话者运用各种方法加以维系，谈话的意义只有通过谈话环境的自我组织过程才能得到理解。
4.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谈话分析强调尽量完整地保存谈话过程的信息，保证研究材料完全来自日常世界，而不是研究者强加给它的。
（二）工作研究
与谈话分析逐步兴起同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加芬克尔及其学生共同发展出一种“新常人方法论”一一“常人方法论的工作研究\。这些研究最初是为了把握自然组织化的日常活动的广泛领域，最后主耍关注于处理狭义的职业工作。通过诸如自然科学、数学、攀法、演讲、炼金术等组织化现象的技术细节的检视，研究“一种职业活动如何工作”的问题。
研究者发现尽管以往不乏对职业或工作的社会学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描述诸如收入、种族、阶级地位、角色关系等关于职业或工作的社会性特征，而很少提供关于职业自身基本活动的资料。即加芬克尔所说的这些“工作研究”关注的是“关于职业的特征而非职业“自身”的资料。在常人方法论者看来，将科学、数学或艺术等专业工作当做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并不表明这些研究必然追究科学家、数学家或艺术家的社会身份及其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而是将这些活动本身当做社会现象，将科学研究、数学推理和艺术创作过程当作从社会角度组织起来的专业实践活动来研究。
工作研究基本遵循常人方法论的方法论准侧，一方面涉及各种研究方法与技术应
用，如民族志、谈话分析方法以及录音、录像技术，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地采用各种研究策略与方法。作为常人方法论的一个新研究领城，工作研究十分恰当地体现了加芬克尔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思想。特别是它对科学工作的研究，与常人方法论的元理论品质及其吻合。
第十一章 行动研究法
一．行动研究法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式，研究者对行动研究的理论基础有浓厚的兴趣。从理论上考察行动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或侧重其认知功能，或侧重其改进功能，抑或侧重其批判功能。
（一）解释学在行动研究中的运用
由于解释学对“前见”和“偏见”的重视(实际上是倡导“开放”的偏见或前见)，于是行动研究的倡导者埃利奥特等人将解释学引人行动研究。
埃利奥特认为，“如果按照解释学的观点来看，人的活动既不像理性主义所建议的那样由理论派生出实践，也不像行为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将理论付诸实践。
埃利奥特在借用解释学来为他的“实践的行动研究”辩护时，他己经将解释学做了两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是将解释学视域中的理解文本的“前见”转换为行动研究中的“实验性行动策略”或“‘假设”(偏见)。即埃利奥特利用了解释学对“偏见”、“前见”的辩护而肯定了教师个人化的“内隐理论”在理解实践情境中的重要价值，也使他找到了让教师接受“实践性教学策略”的理论支持。第二次转换是将解释学强调的“文本的解释与理解”转换为行动研究所重视的“实践性情境理解”。埃利奥特所做的第一次转换大致是符合解释学原理的，观点虽显老调，但还不至于引起误导。而当他做第二次转换
时，即当他执行了从“文本的解释和理解”到“情境理解”的转换后，进一步排斥“文本的解释和理解”时，他已经放弃了解释学的基本精神。
（二）实用主义
如果说将解释学作为行动研究理论基础的学者侧重于认知方面的话。那么实用主义的学者则从解决问题、改进现实的角度看待行动研究的作用。
实用主义哲学扎根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立志成为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回应现实需要、引导社会方向的新哲学。走到19世纪的近代西方哲学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极端地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固守各自哲学的象牙塔，精心营造体系，而无视现实生活世界。实用主义区别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它更强调哲学应立足于现实生活，把获得效用当作最高目的，因而从价值论的角度对现实世界进行了注解。它既不把世界的一切存在归于主体的纯粹意识所构成的主观世界、精神世界，又不认可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认为这样的世界是无从得知的，并且是无价值的、无意义的。而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世界是现实的生活世界，即经验世界，它是由主体的实践、行动而使主体与外部世界相联系所形成的，所以实用主义把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限定于人的现实生活和经验所及的范围。 研究真理与效用的关系，或者说突出真理与效用的联系是实用主义在真理问题上的特色所在。这突破了以往真理问题的研究仅局限于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即更多地吸强调真与否的方面，忽视了不但要“真”，还要有价值和效用，或者说从价值、效用的角度追求真理这一方面。杜威认为，观念、意义、概念、学说和体系的效能和价值就全系于它们工具性工作的成功与否。若成功了，它们就是可靠、健全、有效、好的、真的；否则，它们使便是虚妄。坚信、确证、凭据，系于作用和效果。但杜威认为有效并不是仅仅对个人有有效或私欲的满足，而应当包含公众的和客观条件。杜威是他的纽约社区工人培训学校的咨询人员，这使得行动研究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三)“反思理性”.与“解放认知的旨趣”
从批判的角度认识行动研究，可以溯源至亚里士多德对“理论知识”和“实 践知识”的区分。与之一脉相传，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的理性活动可
以区分为“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指的是人对物质世界的理解，而后者是人的行为决策过程。前者不能决定后者，因为人类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了解不等于知道如何行动，人们如何行动不仅与现存的事实有关，而且与应该怎样行动有关。行动研究探究的就是行动者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智能”，目的是探究他们的决策方式和过程。“实践智能”的特点是：实践者能够轻松自如地获得和使用“心照不宣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过程式的，与行动密切相连的。学习这种知识的基本形式是通过习惯和习俗“懂得如何做”，而不一定要“懂得那是什么”。
行动理论积极倡导者西雄提出‘“技术理性”和“反思理性”之间的区别。“技术理性”作为概念化政治和行政干预的方式有三个基本的假设：1)实际的问题可以有通用的解决办法；2）这些解决的办法是可以在实际情境之外的地方，如行政或研究中心发展出来的；3)这些解决办法是可以由出版物、训练或行政命令等途径转换成实践者的行动的。“技术理性”是在一种“研究一发展一传播”的模式中进行运作的：“研究”产生“理论”，理论被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应用的结果是生产出一套为特定消费群体服务的产品(如一套课程及教材)，这套产品被传播给实践者(如教师)，各种相应的策略被用来训练、刺激或压迫实践者，以使他们接受这一新产品，并且照章使用。这种工具理性的做法带来一种信誉上的等级，发展理论和制定决策的人地位最高，专家比教师的可信度要高，而教师又比学生更加可信。这种阶层制度对实际工作者极不信任，使他们处于理论知识的最底层，他们的任务就是运用那些在权力上高于他们的学术和行政管理人员所预先界定的知识。而“反思理性”有三个与“技术理性”不同的假设：1）复杂的实际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办法；2)这些解决办法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发展出来，因为问题是在该情境中发生和形成的，实际工作者是其中的关键、起决定作用的因素；3）)这些解决办法不能任意地使用到其他的情境之中，但是可以被其他实际工作者视为工作假设，并在他们自己的工作环境中进行检验。“反思理性”是行动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它表达的是实践者的“实践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的知识整合在行动之中，他们对自己行动的反思揭示和发展了那些潜在于他们身上的实践理论，这些理论的发展导致他们产生行动的意念，然后产生相应的行动。
哈贝马斯提出的知识旨趣的三分法也可以作为论证行动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针对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的社会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知识在道德抉择和社会实践中担当着怎样的角色?”哈贝马斯认为，一切人类知识最终都靠旨趣指引，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知识的旨趣分为三种类型：技术认知旨趣、实践认知旨趣和解放认知旨趣。“技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