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王父辈，很可能是父丁。
齐航福、章秀霞《〈甲骨文合集补编〉著录重片分期戡订》（《殷都学刊》1期）选出《补编》中分期相互矛盾的重片89组，并做了正确的分组分类工作。
林宏佳《形义分析与卜辞断代——以“帝”字为例》（《十四届论文集》）考察“帝”字在五期中的变化，就其字形字义的联系讨论了王卜辞的断代。
（七）殷商历史文化研究。
①制度。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商代分封制度做了全面、细致的论述。他发表《商代监察制度钩沉》（《史学月刊》9期）、《贞人为封国首领来朝职掌占卜祭祀之官》（《2004论文集》）等文，也大率融汇于此书中。
杜勇《商朝政区蠡测》（《2004论文集》）认为商朝是一个拥有内外服地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邑聚是最基层的区划单位，内服王畿区与外服方国区在行政区划体系上有二级制与三级制的不同。商朝行政区划体制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中央集权化程度还不宜估计过高。
沈建华《卜辞所见商代的封疆与纳贡》（《中国史研究》4期）利用卜辞“四封方”、“封人”、“封于册”及方、奠、麓、地名与伯、侯、子、妇、臣的共名等材料，讨论商代封疆制和服制，并进一步考察卜辞所见的纳贡与组织管理，说明殷王朝政治统治秩序渐近成熟。
李绍连《中原诸侯国方国与商廷的关系》（《2004论文集》）认为诸侯国、臣服方国与商廷有从属的密切关系，它们都在商王强力控制下，不过是商王国域内的一种地方政权而已。
韩江苏《商代的“小臣”》（《2004论文集》）认为管理商王朝内部事务的小臣有高官显贵与从事专门职业两个层次，前者如小臣伊尹、禽、吴等，后者有管理农业的，有管理王室内部事务的，有参与军队的；担任小臣者有王室家族成员，也有来自方国部落的成员。
陆忠发《商代的史为王室卫队说》（《殷都学刊》3期）认为商代的史为商王或王之配偶等个人服务，应是王室的卫队。
11
此外，詹鄞鑫《商代继统法新探》（《文史哲》5期）、涂白奎《从卜辞看商王朝的继统制度》（《史学月刊》9期）、郭胜强《蜀与殷商关系刍论——从甲骨文记载谈起》（《郑州大学学报》4期）、丁波《商代的巫与史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期）也可参看。
②地理。
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历史研究》5期）通过对征人方卜辞的考察，证明距离商地很近的亳就在今安阳东面的内黄或其附近，甲骨文中并无三亳并存的情形。
李雪山《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殷都学刊》2期）对49个侯、伯、亚、子、妇等封国的分布区域进行了考察。
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楚简“九邦”诸国》（《2004论文集》）考察殷墟卜辞中所见上博楚简“九邦”诸国，举出“丰”、“镐（
）”、“
（舟）”、“于（盂）”、
“鹿（甘）”、“黎（利）”、“宗（崇）”、“密（宓）”诸例，揭出上述诸国与文王联合“叛”商的史实。
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容成氏》所述州名与《禹贡》不同者可与卜辞金文地名相印证，与《舜典》亦有关联，可见《禹贡》成书前经过不同史官记录或口授夏史的过程，《舜典》有可能源自更早的原始记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③军事。 韩江苏《沚
参加商王朝的军事活动浅论》（《殷都学刊》3期）评述了沚
在武丁时期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齐文心《释读“沚戛稱册”相关卜辞——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2004论文集》）认为沚是商朝重要封国，地处商之西北、长城一带。沚国以农业经济为主，负有抵御西北少数族群入侵并提供军赋的义务。“爯册”是商人的册命之礼，是周代册命典礼的雏形。
④宗教、习俗。
贾洪波《殷墟卜辞集合神主“示”之丛识》（《历史研究》5期）同意“下示”是大示以下的直系先王，认为《合集》22098中的下示应释为“二示”。指出《屯南》2707中的“
示”当释为上下示，卜辞中不存在“中示”。“二示”为主祭
12
时王上二代的直系先王，“它示”是旧臣集合神言称谓。
王震中《帝喾并非商之始祖》（《殷都学刊》3期）指出商族始祖是契，甲骨文中的高祖夒应当是契亦即禼。
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的蕴义》（《2004论文集》）分析了《山海经》、《尧典》、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神与四方风并讨论了甲骨文四方风神的蕴义，认为四方风名是据四方风（四季风）大小强弱的不同特征命名的。
郭旭东《求年、受年卜辞及相关问题》（《2004论文集》）深入分析了殷墟甲骨文中的求年、受年卜辞，并讨论了这些卜辞反映的商代社会问题、农业在商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求年与受年对后世的影响。
徐义华《从先臣之祭看古代的国家祭祀与鬼神观念》（《2004论文集》）考察了卜辞所见的先臣祭祀，认为商代已建立国家神系统，并对“民不祀非族”作了具体分析。
高江涛、谢肃《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中原文物》5期）对比了卜辞中有关宗庙祭祀及其场所的材料与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祭祀遗存，认为一号宫殿为商王宗庙。
张玉金《论殷代的禦祭》（《中国文字》新廿九期）考察了禦的意义和举行禦祭的目的、主体、对象，以及所用牺牲和祭品，并指出殷代的禦祭因时而异。
曹定云、刘一曼《殷人卜葬与避“復日”——〈库方〉985＋1106辞义辩正》（《2004论文集》）认为该缀合版（即《美国》10与11）是仿刻，其中的“又日”即“復日”，是入葬时忌讳的日子，《库方》985＋1106刻辞是武乙为其死去之父康丁选择葬日的刻辞。
高江涛《殷人四方尊位探讨》（《2004论文集》）据考古、甲骨文材料指出殷代王室及高级贵族以东方为尊位。
王晖《商纣俎醢侯伯新证》（《史学月刊》2期）据晚商金文及殷墟卜辞证明商纣俎醢侯伯是历史事实，此与其个人品质无关，而是殷人文化习俗使然。
连劭名《商代祭祀活动中的“反本归宗”》（《殷都学刊》3期）认为卜辞“报”指祭祀，“即宗”即反本归宗，即宗有甲日与辛日。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探讨了甲骨文所见商代后期祭祖仪式的类型、贵族祭祖仪式的类型及商代后期前段的祖先观念及鬼神崇拜、
13
及祭祖仪式反映的社会关系。该书还结合金文与文献材料讨论了周代祭祖仪式类型、祭祖仪式过程、周人的祖先崇拜及周代祭祖礼对宗法制的维护等问题。
相关文章还有连劭名《卜辞所见商代思想的四风与天命》（《华夏考古》2期）、连劭名《论帝与上下》（《周易研究》1期）、余方平《殷人神化滳、洹二水之原因浅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5期）等。
⑤教育、医疗、历法、文化。
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2004论文集》）通过甲骨文材料（包括花东H3卜辞）考察了商代为贵族子弟设置的专门教学场所、执教者及教学内容及学籍制度，认为当时教学目的旨在培养贵族统治阶层所需的“社会人”。
宋镇豪《商代的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历史研究》2期）继胡厚宣、李宗焜的研究之后再事补充，列举商代55种疾患，指出商代人已有相当识病水平，且养成医疗、保健的风俗。
冯时《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中国历史文物》2期）讨论了4版武丁卜辞中的年中闰材料，指出殷历不仅是年终置闰，而是实行一种以调节历月与分至四中气的固定对应关系为标准的置闰方法，这是后世“无中置闰法”的前身。
陈智勇《试论商代的生态文化》（《2004论文集》）从制度层面、物质技术层面与精神层面对商代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
相关文章还有张杰《殷人致疾及疗疾方法新考》（《郑州大学学报》5期）、赵容俊《甲骨卜辞所见之巫者的医疗活动》（《史学集刊》3期）、徐凤先《帝乙祀谱、帝乙在位年与商末岁首》（《自然科学史研究》3期）、陈发喜《甲骨文女性文化简论》、杨善清《殷商先民审美意识研究》（《2004论文集》）等。
（九）学术史。
王宇信《于老“致贶”和甲骨学史上的两大工程——读甲骨学家于省吾教授致商承祚教授的三封信》（《2004论文集》）介绍两位老学者的学术友谊及于老《甲骨文字释林》的完成及《甲骨文字诂林》的策划情况。
赵诚《胡小石的甲骨文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总结了胡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胡氏考释甲骨文字的贡献在于注意到了辞例、语法。
谢济《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就郭沫若对“众”或“众
14
人”的阶级分析与姚孝遂先生商榷》（《殷都学刊》4期）认为姚先生对郭沫若“众” 或“众人”奴隶身份说的批评是片面、偏颇的。
刘源《使君元是此中人——读〈甲骨学五十年〉》（《2004论文集》）介绍了董作宾修订、发展“五期断代法”的学术思想。
相关文章还有李彤《试论罗振玉在甲骨文字学方面的贡献》（《贵州大学学报》2期）、郭胜强《甲骨学研究与中国对外开放》（《2004论文集》）等。
（十）其他。
王宇信等主编《甲骨文精粹选读》（云南人民出版社）精选692片有字甲骨的拓片和摹本，作出准确的释文、译读，并撰写“甲骨文基础知识”，是一本对初学者和专业工作者都有用的参考书。
二、金文
（一）新发现和新公布的材料。
2004年10月，陕西周公庙遗址中小型贵族墓葬中出土1件器盖和1个铜簋上都有铭文，合起来有23个字。（新华网西安2004年12月4日电（记者冯国、丁静）：《周公庙遗址首次出土铭文青铜器，铭文数达23》。）
周原考古队：《陕西周原遗址发现西周墓葬与铸铜遗址》（《考古》1期）介绍了2003年3至5月在扶风县庄东村发掘的收获，据此简报，墓葬（时代约在西周早期）M9随葬器物较多，该墓出土的铜鼎、铜簋都有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1期）简要介绍了2000年12月至2001年2月发掘的54号墓的情况。该墓出土310余件青铜器，礼乐器与兵器大多有“亚长”铭文（个别器物铭文为“长”）。发掘者认为，“亚”是武职官名，54号墓墓主是“长”族首领，也是一位兵权在握的显赫贵族。（笔者按：据M54铜方斝M54:43铭文拓本看，“亚长”的“长”作一手持杖的侧身人形，似与“亚持杖的正面人形。）
15
”有一定关系，“”作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