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山东邹城市西丁村发现一座商代墓葬》（《考古》1期）简要介绍了1990年西丁村发现的一座商代墓葬的随葬器物，其中一件铜爵（M1:1）鋬内腹壁铸有一“史”字，一件铜觚（M1:4）圈足内铸有一“
”字。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7期），有二件铜爵有铭文，M72:8鋬下铸有一“不清，应也是
”字，M86:1鋬下文字虽漫漶
字，这是大辛庄遗址首次出土铜器铭文，发掘者认为是族徽。
又可参见方辉《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期）。
刘晓燕、孙承晋：《山东荣成市学福村商周墓葬的清理》（《考古》9期）介绍了1990年夏清理该村西南一座古墓葬的情况，作者推测该墓的时代在商末周初，墓中出土一铜尊（M1:1），器底铸有“作宝□彝”数字。
李先登《德簋的再发现》（《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介绍了近年从日本购回的德簋器、铭及德所作其他器物。
（二）文字考释。
本年度系统研究金文的著作为朱歧祥《图形与文字——殷金文研究》(台北，里仁书局)。该书分上下编。上编分两部分，一是提出殷商家族记号并非文字，并较全面地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殷金文字形、词汇和句法。下编为字表，并对比殷金文与甲骨文的字形。
士山盘器、铭自2002年公布以来，学者讨论较多，特别重视“服”字及其反映的历史制度问题。董珊《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赞成唐兰对金文“服”字的最后看法，认为国家博物馆新藏士山盘铭文“徵某方田服”中的“服”字含义包括“职事”、“贡赋”两个方面，与《国》《左》中的“职贡”同义，并因此指出该盘铭文对讨论西周恭王时期的政治与先秦服制有重要意义。
陈英杰《士山盘铭文再考》（《中国历史文物》6期）重点考释了“服”、“惩”、“宾”三字，认为服乃采服之服，宾是宾礼，惩为惩戒、惩毖义，与巡守有关，指出该铭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册命铭文、分封服制、西周方国（尤其是鄀与六子）、巡守制度等方面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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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坤《士山盘铭文正谊》（《中国历史文物》6期）认为士山盘铭文与相见、通聘有关，其中的“于入”、“作动词意为劳宾。
连劭名《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铭文考述》（《中原文物》6期）对四十二年鼎、四十三年
鼎、
盘三器的长篇铭文做了考释和研究。
”都有引导的意思，“宾”在文献里作“傧”，
王冠英《任鼎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期）对国家博物馆新藏任鼎铭文做了详尽考释，指出该铭提供了周代中期买卖青铜礼器的材料，有助于重新认识“工商食官”制度。
刘桓《墙盘铭文札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对该铭许多字句重加探讨，提出不少己见。如训“达殷”为通殷；释““广
楚荆”之”之
为
为
伐之
不巩”之
为道，训为治道；读
祁上下亟
；读“惟寏南行”之寏为贯；读“
，训为取，读祁为氐，训为致，读亟为缉熙，训为广大；钟铭“以五十颂
指出“上帝司夒”之司夒为后夒，即商人的高祖夒；并认为处”之五十颂当属威仪之事。
张玉金《德方鼎铭文续考》（《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重点对“进行释读，从唐兰释
珷祼自蒿”
为延，训为继续、继续进行；赞成“珷”是武王之“武”
的繁文、蒿通假为“镐京”之镐，并将全句译为“继续进行始自蒿的对武王的祼祭”。
何琳仪《说“盘”》（《中国历史文物》5期）从上博所藏晋韦父盘铭文以“舟”为“盘”说起，指出舟、凡形近，凡、盘音近，故舟可读盘；据晚周文字盘或从酉、丩，知盘有两读。
林沄《究竟是“翦伐”还是“撲伐”》（《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有的学者根据楚简材料把逑盘“撲伐楚荆”的“撲”字释为“翦”证据不足，分析了这个字的源流，并指出先秦文字的构造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起源上不同的字，在演变过程中会有局部或全部形体雷同的现象，需要作历史的、多方面的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陈秉新《释
及从之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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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器铭中
的是的繁体，均为人名。不疑读为襄，大克鼎“悤
簋铭中读为洛的氒心”中的
是的异体，小臣簋辥氒
中的地名辟”中的
当读作恪，毛公鼎“
即古愕字（后隶变作偔），亦读作恪。
周宝宏《西周金文词义研究（六则）》(《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柞伯簋“王迟赤金十钣”之迟应读作尸，训为陈列；士山盘铭中之“服”可理解为贡赋；夷伯簋“夷伯夷于西宫”之夷当读作尸，为主持仪式之义；卫盉“才八十朋”之才应读为财，训为泉币货币之义；西周金文中的“悊德”不必读为“慎德”，悊德就是敬德之义；西周金文“享孝”之孝仍有孝敬义。
臧克和《金文杂考》（《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讨论了蔑、敬与谨、明与黾、静与旌、畯、堇与勤、谏与简、王若曰、×在上×在下等字词的释读问题。
陈英杰《读金小札（五则）》（《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中的“剌”义为“福剌”，犅伯卣铭文中有一族氏符号为“
方鼎和
簋
且一、二行末字应连读
（有）又（祐）”，该文还论及金文中的“隓”、“用事”、“氒、又、人的
互混”等问题。
沈宝春《宋右师延敦“隹赢赢昷昷昜天恻”解》（《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该敦盖铭“昷”、“永”下均无重文符，应是脱文。
胡长春《释“鷔鷔雝雝”》（《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重点释读两周铜器铭文中的“鷔”字，认为“鷔鷔”作为拟声联绵词，其音悲凉肃穆，从“鷔”训高、长来看，其音又高亢悠长。
张光裕《读新见西周
簋铭文札迻》（《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解
，易?，令邑于奠”、“讯、讼，取徵五寽”
释了该铭中“昩爽”、“册令（命）等词句。
何琳仪《听簋小笺》（《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纠正“亯京逦”的旧释，新释为“就逦”，读为“就列”，并指出尹光鼎铭中“逦”亦读“列”，是“就逦（列）”的简称，商金文“就列”与周金文“即位”之间有承袭关系。
陈公柔《康侯簋考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讨论该簋铭中“王来伐商邑”一句，主张第二字释“来”，认为“王”即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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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玉梅《说“随山濬川”之随》（《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了“
山濬川”之
公盨
讹变至“随”的过程、传说中大禹治水方法的变化及二者之
间的关系。
赵平安《跋虢叔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据战国简文证该尊铭中的“朕”读为尊，是器名，并认为“
”与奠本为一字、后由此分化出尊字。
赵平安《绍兴塔山甬钟的自名名称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5期）指出该器自名应释为“镯”，当定名为“之乘辰镯”。
黄盛璋《王子中戈作者正名与分国断代及其相关问题辩证、解惑》（《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论证该戈铭中“王子”后从广之字是“中”，戈的时代为春秋，王子是楚王子。
陈松长《湖南张家界出土战国铭文戈小考》（《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将1986年今张家界市三角坪68号战国墓出土铜戈铭考释为“廿七年，蜀守□，西工师乘，丞□禺。（正面）江武库（反面）”。
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探讨了研究族徽文字结构特点的方法，指出族徽文字形体结构有简化、位置变易、勾勒与填实、装饰图案化等特点。
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所见的传抄古文》（《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了中山王铜器铭文和传抄古文之间的关系，指出传抄古文在释读战国文字时具有重要作用。
白于蓝《释中山王从言从人从
方壶中的“属”字》（《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指出
的这个字应读为属，壶铭“属任之邦”意即委任之邦。
张春龙等《湖南出土的两件东周铜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5期）认为1993年湖南汩罗市高泉山M1出土的盥盘铭文“
”当释为“罗”，墓主为罗
子国国君；辰溪县出土的越式矛铭文“新俈（造）自司之矛”为楚国文字。
臧克和《〈鱼鼎匕〉铭文有关器名性质新释》（《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该铭是讲水虫的四言短铭，将其首句解释为：这掌管水虫的匕器，配合着王的鱼鼎。
曾宪通《再说“
”符》（《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考察了先秦古文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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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带符诸字的古音和韵读。
陈斯鹏《“眔”为“泣”之初文说》（《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认为甲金文中常见的“眔”字本属喉牙音缉部，应是“泣”的初文，而泣是战国时抛开初形新造的形声字，“泪”、“洎”二字是眔派生的两个字。
孟蓬生《释“应释为
，从
”》（《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主张甲金文旧释
，（
的独体字
的合体字才应释）应读为求，金文中说明的车饰
当读作髹。
蔡鸿江《晋国铭文与侯马盟文形构关系之探究》（《十四届论文集》）从词序组合、书写方式与形体结构三方面分析了晋国铜器铭文与侯马盟文之关系。
张桂光《金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中国文字》新廿九期）通过比较金文与甲骨文形符系统，提出了对金文形符系统特征的初步认识。
张振林《篇章语法分析在铭文解读中的意义（上）》（《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提出篇章语法分析可为释字提供音义指引，为解词提供词义和功能的指引。
相关文章还有邱德修《晋侯铜人铭考——兼论〈尚书·立政〉“休兹”乙词》（《十四届论文集》）、万业馨《略论书写方式与战国文字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王长丰《五祀卫鼎新释》（《殷都学刊》4期）等。
（三）语法研究。
[台]胡云凤《殷商金文动词研究》（《2004论文集》）从《集成》590件4至48字铭文铜器材料中整理出40个动词并大致归为“祭祀”、“军事”、“行为”、“生产”、“生活”5类动词。
朱歧祥《论殷周金文的词汇》（《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举例指出殷金文的语言与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关系密切，有关殷金文的细部研究，要先结合甲骨文与西周早期金文的成果做综合处理，以反映殷商时期实际语言和真实用词。
张玉金《西周金文中“氒”字用法研究》（《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分析了该字代词、助词、连词、副词等四种用法，认为代词用法的氒占绝大多数。
沈培《西周金文中的“
”和〈尚书〉中的“迪”》（《古文字研究》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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