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工作者的任务分析
在20世纪，管理所做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贡献，就是把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了50倍；在21世纪，管理需要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使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得到同样的提高。——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
在分析知识工作者的任务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泰勒关于体力劳动者的理论。
人类文明史存在有七八千年，但人类第一次真正深入了解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并开始对它们进行研究，仅仅只有一百零几年的历史。第一个对体力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的人是泰勒。
我们今天称之为“生产率”的东西（这个术语仅仅有50年的历史），在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长河中曾数次有过平稳增长的经历。但是，这些增长的经历都是采用新工具、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结果；它们的增长体现的是经济学家今天称之为“资本”的东西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中，经济学家今天称之为“劳动力”的东西（即工人的生产率）出现增长大的情况却乏善可陈。工人只有通过更努力地工作或延长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在泰勒之前，人们认为工人在技能上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泰勒在深入了解体力劳动者的任务和分析构成任务的动作后指出，体力劳动根本就不存在技能，只有简单和重复性的动作。能够提高体力劳动生产率的是知识，即按照一定的方法将简单和无技能的动作合并在一起，对它们加以组织，并执行这些动作。
泰勒的理论听起来最简单不过了——有效的方法总是简单的方法。但是，泰勒用了20年的时间才取得这样的成果。它的名称在20世纪里也发生了更迭。泰勒自己一开始称之为“任务分析”或“任务管理”。20年后，它变为“科学管理”。这就是科学管理的来历。 自泰勒以后，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以每年3.5%的复合增长率稳步提高，总共增加了50倍。在最近100年中，许多人尝试采用各种方法提升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尽管许多人强调他们的方法不同于泰勒的方法，但即使是效果最小的方法也是以泰勒的理论为基础的。在亨利.福特的流水生产线中，泰勒的任务分析和工业工程理论延伸到体力劳动的整个流程当中。日本人提出的“质量圈”、“持续改善”和“准时生产”等概念也是一样。 但“泰勒制”的名声并不好，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泰勒视工人如机器。 “泰勒制”当时是为制造业的体力劳动者设计的，而且一开始只适用于制造业。“泰勒制”仅解决了个别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问题，而没有解决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不再是提高体力劳动的生产率，而是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我们必须先研究和分析知识工作者的任务特点。 体力劳动者与知识工作者的任务比较： 项目 任务 体力劳动者 确定 知识工作者 不确定（自主决定） 任务产生 同时任务数 任务之间关系 任务内容 自由度 创新空间 需要知识和信息 考核标准 顺序 单一任务 一维 简单手工操作 小 小 否 量化 并发 多任务 多维 复杂脑力活动 大 大 是 不容易量化 由上表可看出，知识工作者的任务比体力劳动者的任务在复杂度上提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可以把体力劳动者的任务看成是知识工作者的任务的一个子集。 让“科学管理”回归到“任务管理”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不能套用泰勒的理论。一些公司试图用“科学管理”方法来管理知识员工，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对知识工作者进行“科学管理”的方法。现在一些人（甚至包括软件公司的人）鼓吹软件开发工业化，根本就是无视软件开发规律的空想，是对自身工作的一种讽刺！因为软件开发最难和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软件的设计，如果连详细设计都做好了，只是简单编码已经没有多少价值提升空间了。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在他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这部巨著中，以其简洁而浓缩的书名道出了管理学的真谛。据此，我们可以把管理诠释为：管理任务、承担责任、勇于实践。笔者的意见是，在出现对知识工作者进行管理的“科学管理”方法之前，还不如让“科学管理”回归到“任务管理”的本真。“科学管理”的提法让普通人感到神秘和高深，遥不可及。容易成为某些人的专利，造成脱离人民群众、曲高和寡的局面，甚至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压制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管理活动，扼杀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
泰勒的理论借助流水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那么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呢？
答案当然是“任务管理系统”。任务管理系统是一套适用于任何协作型组织（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实施任务过程化、规范化、信息化的管理软件产品。以金字塔和扁平化管理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任务（项目、活动、事宜）过程化管理为核心。
德鲁克论21世纪管理挑战 ——知识工作者生产率
彼得·德鲁克在新著《论21世纪管理挑战》中对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作了考察，并指出个人与组织方面的基本态度上的变化以及工作本身的结构变化皆为增进生产率之必需。德鲁克强调，知识工作者生产率是21世纪管理的最大挑战。在发达国家，这是它们的第一生存需要。
现在人们普遍地认同，新型的“知识经济”正在形成，这是本世纪的希望所在。在探索知识经济制度基础的众多著作中，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是最早的一位，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引人注目，曾是美国1993年的最佳畅销书。德鲁克更常用比“知识经济”更广义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一词，在他看来“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Root-Capitalist Society），因为正是知识的运用与产生，才是经济增长的启动力，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德鲁克提出，西方社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推进，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开始的。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曾为两个社会阶段所左右：资本家——他们拥有并控制生产手段，和工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异化、受剥削、依赖于人。”但由于“生产率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变成了“富裕的”中等阶层，这个革命于1883年开始，二战后不久在每个发达国家达到了高潮。1950年前后，产业工人——不再是“无产阶级”但仍是“劳动者”——看来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占了优势。但此后随着“管理革命”的开始，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在人数上开始迅速地下降。在力量与地位上更是这样。德鲁克估计，“到2000年，制造与运输商品的传统工人占到工人队伍1/6或1/8以上的发达国家将不复存在。”“资本家可能更早些时候就已达到它的预算——世纪之交，肯定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那以后，资本家在权力与显要程度上，再没有人能与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或福特之辈，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