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15年养老基金与其他机构投资者成了所有发达国家公众公司权益资本的主要股份所有者。这在美国曾触发了对公司治理一次热烈的讨论。因为随着养老基金与互助基金作为公众公司所有主的兴起，权力已转移到这些新所有主那里。同样的，在经济组织如公司企业的定义与宗旨上和在它们的治理上的转换，可预期在所有发达国家产生。
在相当短的期间内，它们将再次面临公司治理的问题。它们将必须重新定义雇佣组织及其管理的宗旨为既满足法定所有主如股份所有者，又满足给组织以财富创造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满足知识工作者。因为，日益地，组织（不仅是企业）生存的能力将开始取决于它们在使知识工作者有生产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吸引并保持最能干的知识工作者的能力是首要的基本前提。
然而，这是可以衡量的吗？或者，它纯粹是无形的东西吗？对管理，对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知识统治（而不是金钱统治）时，“资本主义”意指什么？当知识工作者（无别人能“拥有”知识）是真正的资产时，“自由市场”又意指什么？知识工作者既不能买进，又不能出售。他们并不随一次合并或一次收购而俱来。事实上，虽然价值很高，他们没有“市场价值”——这当然意味着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资产”。不过这些问题已超出了德鲁克在这里所研究的范围了。
德鲁克在新著中提出，知识工作者生产率是21世纪对管理的最大挑战，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他们的第一生存需要。这也是他多年来
反复强调的论题；在过去一个世纪，发达国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极大地取决于使手工工人有生产力，而现今，从事手工劳动的年轻人的供应在发达国家将迅速缩减。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指望另一方面的优势——即准备好、教育与训练好从事知识工作的人员的供应。在那里，德鲁克估计，在另一个50年，发达国家可望保持相当的优势，即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具有相对优势。而这一任务是否转为绩效，则取决于这些国家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能力了。换言之，今后50年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将转移到最系统地、最成功地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国家或产业方面去。这是一场世界领导地位之争，德鲁克在阐述时其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带给发展中国家管理的挑战，是更加严峻的。在近代历史上知识的运用有过三次变化，一是知识运用于工具、过程与产品，它带来产业革命；二是知识运用于人的工作，它带来生产率革命；第三个变化是知识运用于知识，这一知识动力的变化，按德鲁克的观点，可称之为“管理革命”，它从1945年开始到1990年用了不到70年的时间，达到在世界范围内起主导的作用。应该看到，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管理革命，同知识经济相去甚远，面临着被发达国家拉开距离的巨大压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工业化进程尚待完成，在这场全球性管理革命中又远远地落在后边。现在，经过改革开放，虽说赶上来，但管理的任务仍异常艰巨。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亦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加快制度创新，改进社会组织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妨碍后进国家追
赶的不只是知识的匮乏，更缺乏的是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制度创造、知识管理、社会组织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能力。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创新与改进潜力是很大的。还有不少的新的科技理论尚未进入应用与产业化阶段，如能有选择地迫近知识经济前沿，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超越式的发展，是有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内加速经济发展、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从这些方面看，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缩短工业化进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