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7)

2019-08-03 11:42

集中意志,统一政策,统一行动,于是把三个共产党合而为一,一统天下。如果认清了俄国还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国,为了多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多保留一个代表农民阶级的共产党,让革命共产党保留下来在农民中获得大发展,使它很快也成长为一个大党,在俄国实现俄共(布)领导的工农两个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互相监督,也许苏联以后在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上就会少犯很多错误。

苏联一党制的实践还证明了:即便在一个共产党的体制下,党内在各种决策问题上还会时常出现分歧。在列宁领导的头六年,执政党内部在决策中就有过几次重大争论。列宁的方针是:允许党内自由争论,但是不许搞派别活动,坚持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表大会要实行年会制,重大问题的分歧要在党代表大会上民主决策,平等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允许少数人保留己见,经过实践检验,可以重新复议;对坚持错误意见者要展开批评,甚至给予处分,但是不轻易采取极端措施,如定为反党集团、开除党籍等。1922年斯大林担任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就有过简单粗暴和独揽大权的毛病,以至列宁临终前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曾“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12)可惜1924年列宁逝世后,由于联共(布)党内的复杂情况,斯大林依然担任总书记。而且他依然故我,并没有改正列宁指出的他的缺点。他在1925-1929年短短五年内,把党中央内部与他有不同观点的、多年共事的很大一部分领导核心成员,定为三个反党集团,即托派、托季联盟和布李集团,把这些人都当作敌我矛盾,不仅开除出党,而且流放、监禁,最后都扣上“人民公敌”、“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罪名处决。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国后还继续揭发批判斯大林,苏联当局就通过情报机关派人冒充托洛茨基信徒,于1940年在墨西哥把托洛茨基谋杀了。斯大林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彻底消灭了党内各种反对派后,开始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他的过“左”、急于

求成的指导思想再也没有什么人敢于表示反对。1929年以后苏联在一个主义(名为列宁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统天下、过度集权体制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全体党员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行动,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电气化、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国民经济产品化、计划化,工农群众富裕化、知识化,苏联在国际上一跃而成为仅次于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国。在一党制领导下,苏联确实首创了社会主义的辉煌。但是当今在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时应该看到:第一,这种兴盛与成功是付出了非常重大的代价而取得的,社会上过火的阶级斗争和党内过火的政治斗争造成了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不幸与灾难;第二,在一党制过度集权控制之下长期掩盖了党内和社会上的弊端,使世人只看到被夸大宣传的光明面,而不知道被严密封锁的阴暗面,一旦这些阴暗面得以曝光,党的威信就会大为下降;第三,这种政治体制很容易限制党内民主与自由,助长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斯大林正是在这种一党制下大搞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特权制等,致使苏联的政治体制渗透了封建君主制的因素,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原则。

苏联有识之士曾经提出要打破这种一党制。例如早在 1926年,一位钳工出身的、1918年人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国家机关干部雅·阿·奥索夫斯基曾经在这一年7月出版的第14期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题为《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的文章,建议在苏联至少建立两党制以避免一党专断,提出“今后党应该支持其它政党恢复和建立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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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遭到猛烈批判,8月间作者被开除出党,以后此人不知所终。斯大林于1936

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时对于苏联为什么实行一党制有一种解释。他说:“既然没有阶级,既然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别,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土壤。没有几个阶级的地方,就不会有几个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14)其实这样论证是很不周密的。第一,苏联在1920-1936

年存在阶级时就不允许第二个政党存在,连已经形成的第二个共产党即上述革命共产党都要合二为一;第二,即便敌对阶级已经消灭,苏联还存在工农两个劳动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一个阶层,他们之间还存在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人们在具体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决策时还会有不同看法,如果有两个或几个党就便于比较鉴别,监督制衡,及时调整政策,改善党群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到1945年,斯大林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还对丘吉尔、罗斯福说:“经验证明,只有一个政党才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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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苏联的稳定是

在政治高压之下的表面上的暂时稳定,它掩盖了很多深层的矛盾。西方那种多党制表面上很不稳定,却多少缓解了社会矛盾。如果把死水一潭看成是绝对稳定,那么天长日久必然会腐烂发臭,恶浪翻滚。如果是活水奔流,看似很不稳定,却不至于有朝一日会惊涛冲天,万丈狂澜。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照搬资本主义那种争夺政权的多党制,但是应该继承资本主义多党制有监督和制衡的优点,又摒弃其互相攻讦、彼此争夺等弊端,开创一种互助、团结、合作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在这种多党制下,好比是活水汇流,能量激增;虽然有微波荡漾,潜流宛转,却显得相对稳定。这样就不会白浪滔天,翻江倒海。

尽管斯大林留下了一党制遗产,但如能像列宁后期那样重视发展党内自由民主和苏维埃自由民主,苏联或许还不至于灭亡。斯大林塑造的那种党政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培植了一个党政官僚高薪特权集团,它成为改革的主要阻力。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历经六任领导人,改革了三十多年,依然改不掉一党制的弊端,致使苏联新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大都对一党制感到失望!但是苏联又不允许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两党制,于是到80年代末就有越来越多的党内外群众都要求实行西方那种平等竞争的多党制。直到1989年初苏共中央总书记还嘲笑多党制是“无稽之谈”。到12月3日他依然表示反对在苏联实行多党制。他在回答大学生提问时说:“尽管许多国家存在着五个、十个、二十个政党,然而那里绝对不存在人民利益的和谐气氛,而且可以无所顾忌地实行独裁。问题在于制度,实现政治权力

的性质和形式,民主化进程、进程的水平、开放程度和展开程度。”(见塔斯社该日电)然而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来发展党内民主,没有恢复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没有把党的权力中心从中央政治局转移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依然个人独揽党政大权。同时他又不适当地搞什么“公开性”、“民主化”、“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把党的历史上违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原则的许多丑事、坏事曝光。这样就更激起广大群众(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对党的不满,感到以往是长期上当受骗了。于是要求实现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示威游行也增多了。在社会舆论和广大群众强大压力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被迫接受多党制。不仅戈尔巴乔夫,而且被认为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利加乔夫也同意转向多党制。长期根深蒂固的“左”难以改正,必然转向后期的右。西方那种多党制的闸门一开,就像洪水猛泻,一下子就有大约七百个政党组织提出申请登记,各种乌七八糟的政党,连保皇党、君主立宪党、无政府主义党等等也都漂浮水面,泥沙俱下。苏联的政局就全乱了!结果导致1991年6月己经退出共产党的叶利钦以57.3%的多数票超过俄共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民选总统。叶氏就任后7月间就发布命令,禁止各政党在俄罗斯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中进行活动。接着发生8·9事件,终于导致苏联解体,发生亡党亡国亡制的悲剧性剧变。可见,长期坚持一党制,是苏联兴衰成败的总根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党制曾经使苏联振兴并取得很大成功;但是拒不改革被斯大林变了形、有严重弊端的一党制,则使苏联逐步衰落,并且最终失败、灭亡。斯大林搞的这种一党制由于它背离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原则,限制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发展,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终于使西方那种多党制在苏联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看来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一党制、尤其是多党制,才能抵挡、消除西方那种多党制的诱惑和陷阱。

斯大林搞的这种一党制对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所有国家有普遍的深刻的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东欧东亚和拉丁美洲又涌现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其政党制度而言

可以分为一党制和多党制两种类型。一党制这种类型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由于国家落后,革命后就只有共产主义政党一党执政,别无其他政党。属于这种情况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柬埔寨(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四国。其二是革命胜利初期除执政的共产党外,还保留有若干政党,但是后来由于外受苏联模式影响内有种种原因,由多党制变为一党制。属于这种情况的有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古巴、越南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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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一直保留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有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朝鲜和我们中国六国。

当今总结历史进程可以看出,长期坚持一党制的罗、匈、阿、南、蒙、柬六国和长期坚持多党制的波、捷、保、德四国,都和苏联一样发生了剧变,原来的共产党都垮台了。其中坚持一党制的垮台又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同苏联类似,长期拒不改革一党制的弊端,最后被迫接受西方那种多党制;另一种是坚持一党制到底,坚决反对多党制,罗共和柬共就是一“左”到底,甚至不惜滥杀无辜民众,结果失败得更悲惨。那么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多党制的东欧四国为什么最终也垮台了呢?显然这也是因为这些国家领导执政的共产党长期未能摆脱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控制,并受苏联一党制模式的影响,推行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没有充分发挥其它民主党派的作用,不给它们在联合执政中的实权,各民主党派只是当作“花瓶”摆设,未能对共产党真正起监督和制约作用。可以说这种多党合作制实质上还是一党制。所以当1989年共产党垮台之时,这些民主党派也就在紧要转折关头与共产党分道扬镰了,甚至投靠反共势力,但是它们依然未能在政治舞台上起到什么大作用。因为在人民大众心目中,它们缺少独立的党格和独立执政的能力。各民主党派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时,接替它的不是长期与之联合执政的民主党或统一农民党,而是历经磨难、冲杀出来的“团结工会”。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下台时,取代它的也不是早已与它闹矛盾的其它四个民主党派,而是几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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