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摔碎了花瓶。－－－他把花瓶摔碎了\。
其实光这么说还不够，因为有的句子不能这样变换,如： \他喝醉了酒。－－－*他把酒喝醉了\。 \我听烦了说教。－－－*我把说教听烦了\。
原因就在于其中还受另一条规则的制约，即如果\把\字句中动词词组是动补结构，其中的补语必须是用来陈述\把\后边名词的，在符合这一条规则的基础上才能应用前一条规则。比如能说\衣服干净了\、\花瓶碎了\，所以前两句的变换能成立，不能说\故事烦了\、\酒醉了\，所以后两句的变换就不成立。
进一步说，因为可以说\我烦了\、\他醉了\，所以后两句中的主语反倒可以放到\把\后构成把字句，如\这故事都把我听烦了\，\这点酒就把他喝醉了\。
可见用两条规则就要比用一条规则更能准确地说明\把\字句的构造形式。当然对某一种复杂的句式来说，两条规则也可能还不够用，那么这时就一定还需要另外一些规则。可以说所有语法规则都是这样互相联系着并共同起作用的。
正因为语法规则具有系统性，它才又是一种有解释力的规则，即语法规则实际上环环相扣，这一条规则往往受另一条规则制约，或者说另一条规则可以补充这一条规则。这还是像数学运算，在运用某一条运算规则时又不能违反另一条规则，或者说某条规则在特定条件下就不能用了。有了系统的语法规则，人们在说话时才能形散神聚、变而不乱，造出一句一句复杂多样但又严密有序的话来。
D.语法规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所谓\稳定\指的是语法规则与语音、语汇这样一些与地域差异、社会发展关系十分紧密的语言要素比较起来，变化现象比较少，变化过程也十分缓慢。从语法变化的现象看，很多语法规则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多少年一直保持了下来。
以汉语为例，距今三千多年前甲骨文中就有\癸卯卜，其自东来雨\这样的刻辞，这跟现代汉语的句子格式没有太大区别。《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论语》中\温故而知新\等名句，在今天读来仍是琅琅上口，理解起来也不大费力。
外语也是如此，比如拉丁语的语音和词汇从古代到现代印欧语系各语言已有很大变化，甚至今天的人已经不会说也看不懂了（这与它们的词语要随着读音而发生拼写变化有关），但拉丁语名词有性、数、格，动词有时、体、态，造句有一定的格式等等，在现代印欧语中却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从语法变化的过程看，实际上即使十分微小的语法现象的出现或更替，都得经过语法系统内部的重新调整，甚至长时间的拉锯战才可能完成。比如据考证，汉语的\把\字句式从最初出现到现在成为最常用的句式前后差不多经过了一千多年，而且现在这种变化还在缓慢进行中。 再如本来英语跟德语、俄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一样，名词都有全套格标记，所以语序和句法结构形式在语法规则中并不重要，但后来英语名词的格标记慢慢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少数几个代词还有主格、宾格等的区别（如\、me、my、mine(我、我的）\），因此也就越来越需要依据成分位置来判定主语、宾语、定语，这时语序和句法结构形式就成为重要的语法手段了。英语语法的这种转变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至少在几代人之中是感觉不出来的。
正因为语法规则具有稳定性，它才更成为一种有效的规则，即规则一旦形成就不大能随意增加或废止。这也就像数学中大家认可的运算符号或一些基本定理，除非特别需要或有特定条件就不可能轻易改变。有了稳定的语法规则，在相当时期和范围内人们在说话时才可能心照不宣、运用自如，造出一句一句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和相互理解的话来。
语法形式的类就叫作“语法手段”。
语法手段可以分成“词法手段”和“句法手段”两大类。
“词法手段”主要包括“词形变化”、“词的轻重音”和“词的重叠”三个小类。 “句法手段”主要包括“虚词”、“语类选择”、“语序”和“句调”四个小类。
语法意义的类就叫作“语法范畴”。
语法范畴也可以分成“词法范畴”和“句法范畴”两大类。
“词法范畴”主要有“体词属性范畴”和“谓词属性范畴”两大类。
“体词属性范畴”主要指由名词的词形变化形式表示的意义。综合性语言中的名词都有词形变化，主要表示四种范畴意义，即“性”、“数”、“格”和“有定无定”。
“谓词属性范畴”主要指由动词的词形变化形式表示的意义。综合性语言中的动词也都有词形变化，主要表示的范畴意义有“时”、“体”、“态” 和“人称”的一组特征。
词法既然是形态学，顾名思义应只研究跟词的形态变化有关的现象，即只是构形问题。像俄语名词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有阳性、阴性和中性等性的区别，还有主格、宾格、属格等格的区别等，动词的形态变化甚至包括时、体、态、式、形动词、副动词等横竖交叉共一百多种形式，这些都是典型的构形现象。
但由于印欧语言中构词单位、构词方式和词类等也都无不与形态变化有关，像英语 “slow / slowly / slowness”
三个词的意义都是\慢\，伹由于形态变化不同，所以构词可以看作是词根加词尾变化，词类可以分别划归形容词、副词和名词，这样构词问题和词类问题也就都成了词法的一部分。及至后来很多语言的构词现象和词类现象与形态变化脱钩了，如现代英语中很多词类的原形已没有区别，
如“water(水/浇水）、fire(火/点火）”
就既是名词也是动词。还有些语言如汉语本来就没有形态变化， 如“房子、木头”中的词缀“子、头”都不是严格的名词词尾变化;
“吃了、吃过”也不是动词的形态变化而是动词后面加独立的助词；动词、名词等词类也没有足以相互区别的形态标志：这些现象其实就不再是构形问题，而是句法问题了。但受传统语法分类的影响，至今很多语法书仍把构词和词类问题归入词法。但实际上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词法问题并不像印欧语那么重要，而相反像语序、虚词、结构等句法问题应该在语法中占更多分量，所以划分词法和句法对汉语就不一定适合了。
从构词和造句看，词既是构词的最终单位，又是造句的基本单位；从造句和表达看，句子既是造句的最终单位，同时又是表达的基本单位。
词和句子是既能联系低一级单位又能联系同一级单位的语法单位。词是造句层级聚合类和组合类的核心单位，句子是表达层级聚合类和组合类的核心单位。也可以说词和句子是既能联系聚合规则又能联系组合规则的语法单位。“词”和“句子”在语法结构中最重要。
把所有这些可能或不可能的位置加起来，就得到了汉语词的一组聚合位置，这就叫作词的“分布”。词类就可以根据这种分布来确定。词类就是根据一类词的所有聚合位置的总和即分布来确定的。
词组的聚合类有两种分类法：
一种是分为“体词性词组”和“谓词性词组”。 另一种是分为“向心词组”和“离心词组”。
向心词组指词组的功能相当于词组中心语功能的词组。
离心词组指整个词组的功能不等于词组中任何成分的功能的词组。
句子的聚合：“句类”的划分
句子的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最重要的有句型类、句式类、功能类和简繁类等四种。
“历时语法”指的是从语法发展变化的角度纵向地和动态地研究语法，研究的重点是某些语法现象在特定时间过程中产生和消失的原因和规律。比如一提到古代汉语，大家都会想到“之、乎、者、也”这一套语气词，但在现代汉语（特别是口语）中它们却已经全部消失，并变成“的、了、呢、吗”等另一套语气词了。为什么原来的一套语气词会被新的一套语气词所取代，这中间
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这种成系统的变化有什么规律等等，这类问题就是历时语法要研究的。
“共时语法”指的是从某一时期存在的语法现象的角度横向地和静态地研究语法，研究的重点是某一语言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语法表现形式和语法规则系统。比如研究汉语一般把汉语分成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其中古代汉语时间跨度大些，但现代汉语就指“五四”以后至今不足百年的汉语白话和后来的普通话，所以一般说的现代汉语语法就是一种共时的语法系统。当然历时和共时又是相对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方言语法现象。 比如广义的现代汉语既包括官话（即普通话），也包括方言，它们是共时的，但因为它们都是从古代汉语这个老祖宗发展演变过来的，而变化的过程又有快有慢，其中有的保留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少些，差异大些，还有的则保留古代汉语的语法现象多些，差异小些。例如普通话中的词缀“的”有三种用法: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副词性成分，如“忽然的、渐渐的”；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形容词性成分，如\好好的、热乎乎的\；还有一种是出现在某些词的后面构成名词性成分，如“吃的、干净的、他的”。但这三个词缀语音形式相同，所以很难说到底是一个东西还是三个东西。但从广东话看，分别起这三种作用的后缀是不同音的“咁[kem35]、哋[tei35]、嘅[ke33]”,很明显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后者的区别其实就正是反映了古代汉语（至少唐宋时）的情况。可见普通话与古代汉语比较起来变化较大，而广东话离古代汉语则更近些，也就是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共时差异就恰恰反映了汉语的历时语法变化。 七、语义
语义就是语言的意义，是人们使用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同语言形式的结合是语义的最基本特征。语言形式包括“语汇形式”和“语法形式”两大类。
语汇形式就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实词和固定短语这样的形式，由语汇形式表达的语义通常叫“语汇意义（词语意义）”。
语法形式则包括结构、语序、虚词、形态、重音、句调等形式，由语法形式表达的语义就叫作“语法意义（范畴意义）”。
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有一般的、稳定的意义与个别的、临时的意义的分别。在通常情况下都存在的意义是一般的、稳定的意义，这种意义通常称之为“语段意义”，或者说是“言内之意”； 而在特定的上下文、特定的交际场合中、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才能出现的意义是个别的、临时的意义，这种意义就叫作“语境意义”或“语用意义”，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言外之意”。
语言是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工具，语言表达的意义既有思想意义，也有情感意义。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特别是语汇意义和语段意义，当然也就必然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即： 一是“思想”，即“理性意义”； 一是“情感”，即“非理性意义”。
在“语言的意义”中分开“语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在语汇意义中还要再分开“语段意义（言内之意）”和“语境、 语用意义（言外之意）”。 语义学要研究的“语汇意义”主要就是“词义”问题，语义学要研究的“语段意义”主要就是“句义”问题。
词义构成的各个要素
词的意义（词义）和句子的意义（句义）在语义中都很重要。但要正确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首先还是离不开对句子中词语意义的理解，词语的意义是句子意义的基础。
１、“义类”：词语中两种不同类型的意义
词义从整体的类型上划分，一种就是“理性意义”，即表达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反映；还有一种是“非理性意义”，即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感、态度以及语体风格等方面的内容。
A.词的“理性意义”
在社会实践中人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现象，人们通过大脑对这些现象进行比较、分类，从同类事物中抽象出足以跟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征，并用一定的语音形式把这种认识成果固定下来，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词\。这种通过词语来表现的对一定对象特征的认识就是“词的理性意义”。例如：医闹 应定义为患方在医院就诊过程中，借患者出现意外事件，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不正当的经济赔偿的行为，这是理性意义。
词的理性意义由于概括深度上的差异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对事物所具有的非本质特征的反映，这种词的理性意义可以称之为“通俗意义”；另一种是人们对事物的本质特征的反映，这种词的理性意义可以称之为“科学意义”。
目前，医闹的语义是理性意义中的科学意义。类似的还有房闹。
相对于瞎闹、胡闹、无理取闹、吵闹，目前似乎还未形成通俗意义，还没有大规模正式进入人们的口语之中。而医闹、房闹等能否进入普通人的话语系统之中，还有待社会的检验。
B. 词的\非理性意义\
词的非理性意义是附着在词的理性意义之上的，因而又叫作词义的 \附加色彩\。词的非理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词义的\感情色彩\。人们在反映现实现象的同时，还可能表现出对该现象的主观态度，从而在词的理性意义上增添了一层附加色彩，这种词义所带有的对现实现象的主观态度就是\感情色彩\。感情色彩中最主要 的是\褒义色彩\和\贬义色彩\。褒义色彩表现的是对词义反映对象的肯定、赞许、喜爱的态度;贬义色彩表现的是对词义反映对象的否定、排斥、厌恶的态度。比如：赞美、阿谀奉承。
韩寒“造假门”的“造假门”一词，是对词义反映对象的否定、排斥、厌恶的态度，这是门缀词的共有特点。
“资助门、脏话门、包养门、艳照门、质量门、拉链门”等，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和在使用中双关化，例如，美国“游说门”越拱越大，与动词搭配，很形象。
X门最早源于“水门时间”中的“水门”一词。1972年6月17日，华盛顿水门（watergate）大楼民主党总部发生一起行窃案，揭发了白宫总统助选团涉案的重重内幕，导致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于1974年下台。该事件由于发生在水门大厦而被媒体广泛称之为“水门事件”或者水门丑闻。后来泛指政治上的丑闻，或者极具爆炸性的丑闻。
另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大导演黑泽明的惊世之作，被誉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十部影片之一的《罗生门》1950年8月25日上映，形容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无法厘清事实真相的现况。芥川龙之介（1892－1927），1915年开始创作时就发表了令他名垂后世的《罗生门》。
后来，我们的媒体在报道国外发生的相关事件时，常用X-GATE等词意译后转述。如，伊朗门iran-gate,特工门PRISON-GATE，情报门INTELLIGENCE-GATE等，“门”在新闻报道和网络媒体中频繁出现，逐渐汉化、泛化。
二是词义的“语体色彩”。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存在于人与人交往的一切环境之中。为了保证语言表达同交际环境（包括交际场合、交际对象、交际方式等）相适应，人们会根据不同交际环境的特点，调整自己的语言表达形式，这种由交际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表达形式就是“语体”。“口语”和“书面语”是语言中两种最基本的语体。词的语体色彩分为“口语色彩”和“书面语色彩”两种基本类型。带有口语色彩的词语经常用于日常交谈，也经常用于比较口语化的文学作品和一般文学作品的对话描写中。带有书面语色彩的词语经常用于书 面写作和
比较庄重、正式的交际场合。至于不带任何语体色彩的词语就是通用词语，也就是通用于口语和书面语的词语。
三是词义的“形象色彩”
由词内部的组成成分所引起的对事物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的联想。例如：艳照门、磕头机、乒乓球等。
２、“语素义”：语素义的组合和词义
词都是由语素构成的。如果一个词只包含一个语索（即只有一个意义的最小单位）,那么词义就等于这个语素的意义。例如：人、河、天等。
但如果这个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那么词义与组成的语素的意义就有关系，词义就可以通过语素义来论证，只不过其中的组合关系会比较复杂。这是因为语素和语素的组合不完全等同于词与词的组合。它们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词与词组合成词组或句子以后，词组和句子的意义差不多就等于词义（包括虚词）的组合，这也就是所谓词语搭配的意义，至少词语的基本意义在词组和句子中并不发生改变。
比如\大家都爱川外\这个词组或句子的意义，基本上就是其中的词\大家+都+爱+川外\组合起来的意思。但是语素的组合与语素义的组合（即组合后的词的意义）却并不一定也是这样基本对应的。比如上面这个语言片段中的\大家\很难说就等于\大+家\（舍小家，顾大家）。 以汉语为例，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具体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情况。
A. 词义内部的关系比较清楚，即词义可从语素义推导出来。
a. 其中一种情况是词义就等于几个语素义的直接组合。比如\观赏\就等于\观看、欣赏\的意思；\男生\就等于\男性学生\的意思；\立功\就等 于\建立功勋\的意思；\性急\就等于\性子急\的意思；\办公室\就等于\办理公务的房间\的意思。 街舞就是街头的舞蹈。
b. 再一种情况是词义就等于相同或相近的几个语素义的并列组合。比如\洗涤\就等于 \洗+涤\（都是\洗\的意思）；\蹊径\就等于\蹊+径\（都是\小路\的意 思）；\怪涎\就等于\怪+诞\（都是\奇怪、荒唐\的意思）；\归拢\就等于 \归+拢\（都足\集中、不分散\的意思）。
c. 还一种情况是词义中语素义的组合虽然不那么直接，但稍加联想意思还是清楚的。比如\轮椅\虽不完全等于\轮+椅\，(还是\加装了轮子供残疾人代步的特殊的椅子\的意思; 类似的还有\挂面\是\通过挂晒而制造出来的干面条\的意思；\清漆\是 \纯净的没有颜色的油漆\的意思； d. 最后一种情况则是词义只包含了一部分语素的意义，而有的语素的意义已经脱落了，但但这种词义仍然还算是清楚的。比如\忘记、缓急、窗户、妻子、国家、人物\等词，虽然包含两个语素，伹实际上一部分语素义已没有作用了。例如\忘记\的意思是\忘\而不是\记\，\窗户\的意思是\窗\而不是\户\、\妻子\的意思是\妻\而不是\子'。
B. 词义内部的关系不很清楚，即从语素义不容易直接推出词义来。
a.其中一种情况是因为词中包含的语素义比较生僻。比如\乖戾\的意思是\乖僻、粗暴\，\出类拔萃\中\萃\的意思是\草\，\振聋发聩\中\聩\（聩：天生耳聋） 的意思也是\聋\，\自怨自艾\中\艾\的意思是割草，比喻改正错误。原意是悔恨自己的错误，自己改正。现在只指悔恨自己的错误。这些语素义都需要经过解释。注意：方兴未艾读AI4
b. 再一种情况是因为词义中包含了典故。比如\鱼肉、中肯、染指、左袒\等，如果不了解典故、历史及词义的引申过程，就无法仅从语素义推知整个词义。
c. 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词义是语素义的借代、比喻用法。 比如\细软、私房、谈吐、裙钗\的词义就并非语素本来的意义，而是语素义的借代用法;
d. 一种情况就是因为词语中的语素义比较模糊，甚至已完全失落了。其中一类是语素义一下子看不出来，需要考证才能弄明白语素义和词义的关系。比如\姑娘\，就既不是现代意义的\姑\，也不是现代意义的\娘\，为什么可以指\未婚女子\，这就需要考证义素的古代意义;“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