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退、退休者为主体的“新穷人”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唐钧，2002）；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上述问题致使部分人口的贫困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6.税收政策不合理。
中国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方法的不合理。本来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的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贫富分化现象，体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其８００元的起征额，这一规定已经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出台的初衷。其次，其由所在单位代缴的办法只是约束了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而对作为高收
入的民营企业主而言，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收入人群缴纳所得税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了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漏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所征收的所得税款中，工薪阶层所交纳的税款占７０％以上，这严重违反了经济学原理的２０／８０原则。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法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5.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教育上，义务制教育落实不彻底，各省各地教育水平存在差距，高等教育费用过高。医疗上，医疗体系不健全。农村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住房上，住房保障不健全，房地产行业监管不力。
而以下几点对策是我认为能够解决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2.完善财富分配机制。
既要讲效率，又要讲公平与社会责任，确保分配方式的合法性。即收入分配方式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所有以非法手段谋取财富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小团体——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侵吞公产、偷税漏税等都会破坏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原则，并导致分配矛盾的加剧。虽然腐败等非法的收入方式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收入分配的范畴，但是通过这类非法收入确实造就了一批暴富者，这也成为当前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 2.完善税收政策。
各省应通过实际情况调整个税起征点，征收比较高的高奢侈品消费税，加强税收监管，防止企业、个人偷税漏税。作为在国民收入再
分配中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强烈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必须加以改革和改进。首先，因提高其征收最低额度８００元的起征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显得太低，违背了出台此法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最低征收额度。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应该放在高收入人群上，应通过建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档案、缴费档案和信用档案的方式，建立起对高收入人群的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从最大限度上避免其逃税、漏税行为。
3.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应当覆盖城乡、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意外事故等方面。
4.规范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法律约束下的市场平等性。即给予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竞争中人们依靠个人努力、机会选择等自致因素，而不是依靠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因素获取市场利益。以此为检验，种种以特殊地位和身份谋取利益的行为，如垄断经营、行业分割和就业身份制度等都是对市场平等性的玷污，是非合理的。
5.建议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作为在分配的强力手段，遗产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事实也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通过对高档消费品（亦即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调节过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把通过直接注资或设立风险投资的形式把自有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第一、二、三产业中去，从而形成有效市场，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
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循环。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另外，遗产税的开征，还可以避免“一代创业，富及几代”的怪现象，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
6.完善教育体系，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撤销城乡壁垒，缩小城乡差距。
政府应该从心理上消除城乡差别，改变城市中对一些农民的不公平政策，加快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让一部分人参与城市经济，分享城市经济的果实；让更好的农民分享日益增加的农村收入，这是缩小城乡差距，解决贫富分化的捷径。另外就是规范房地产行业，打击哄抬楼价行为，完善住房分配机制，并加强对住房保障体系的监管；建立客观有效的政绩考察机制，加强对各省政绩考察的监督，优化干部队伍，严厉打击贪污腐败。
总结：富人之所以变富，是因为他们把手里的钱拿去投资，
而穷人则更多的是想的是消费。这是一个原因，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国家政策的问题，可是，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贫富差距还是存在的，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须遇到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把全体国民的素质都提高了，才会慢慢缩小这个差距。当然，也许你会问，人家一分钱都没有你叫怎么去投资？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的支持和看个人是不是会利用了 。因此对于社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扩大就业渠道，像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等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平等看待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不同行业的人；合理利用新
闻媒体使人们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对于个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穷人要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使自己走出贫穷，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扩展生存技能。富人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
我小组成员汪冬旭同学认为：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吗？很多人说是。他们认为：要想减少贫富差距，中国就应该停止国企民营化和其他一些市场化改革。本文将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经济，而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治。关注的焦点是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为便于分析，我们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代议制政府”和“是否具有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将国家形态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又是市场经济，例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第二类国家拥有代议制政府但是非市场经济，意大利、法国、日本和印度近似于这一类型；第三类国家有非代议制政府，但却是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现在少见，但在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之前许多传统社会，包括不同朝代的中国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国家拥有非代议制政府同时又是非自由市场经济，当今的中国、前苏联和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属于这一类。
证据显示，在第一和第二类国家中，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都会逐渐趋同。从这一点看，由于民主制度能减弱政府权力被不公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