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心的判断）落后远离牧区，人武部官兵采取定点辅导、集中学习等方式，办起“雪山夜
校”和科技培训班，不间断地深入乡村传播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为使藏区群众融入社会大文明（ 什么是社会大文明？北京拆古老的四合院，建水泥钢筋大楼就是融入“社会大文明”？）他们承包了全县的“村村通”工程，为每个乡镇安装了卫星接收设备，使古老的藏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南木达乡过去只有一所小学，为让孩子们都有书读，在运输条件不具备（具体是什么样的道路条件？）的情况下，武装部人员肩扛背驮（ 很好的细节故事，应该再细一些，作为逸事用在导语中），硬将50多吨建筑材料送进了60公里外的山中，历时4年，建起了该乡的第二所学校。他们还与67户人家结成“穷亲戚”，常年实施“换工助学”，确保了孩子们安心学习。
12年来（为什么总用10多年来，而不是讲现在发生了什么？不要忘了新闻的基本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或者最有效的新闻报道：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壤塘县人武部先后帮助5个乡村建起了小学，将200多名藏区孩子请进了课堂，其中100多人考上了初中、高中，13人考上了中专、大学。
1993年9月（又是一个10年前的事例！），壤塘县棕柯乡与近邻炉霍县宗麦乡发生草场纠纷，双方数百人聚集一起，要一比高低。千钧一发之际，人武部领导率领工作组赶到现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两个空洞的成语等于什么也没说。新闻写作不仅忌讳形容词，也忌讳使用四字结构的成语。使用成语或形容词表明记者的懒惰，记者没有深入采访挖掘事实和细节，只好从拣几句成语套话形容词蒙事），及时将一场流血冲突制止。事后，双方都带着哈达上门
感谢子弟兵：“要不是武装部的‘金珠玛米’及时出手相帮，我们不知道要干出什么蠢事！” 在壤塘藏区，还传颂着一个藏族阿爸与68个“儿子”的故事：1993年（又是一个10来年前的事例。如果这篇报道发表在1992年的《中国青年报》上还又情可愿，但是发表在2002年的今天，不知道意义何在？），68岁的孤寡老人确尔森因患眼疾双目失明，老人失去生活信心，
几次欲寻短见。人武部领导知道此事后，安慰他：“老人家，如果不嫌弃，就让我们做你的儿子，为你养老送终吧！”从此，官兵和民兵照顾起了老人。没生活日用品，大家给他买；没粮食吃，官兵给他送去；生病了，大家背他上医院治疗。就这样，先后有68位官兵、民兵一照顾老人就是9年。4月中旬，人武部副部长格木基调新单位任职，临行前他特来向老人辞行。老人满含热泪，用动人的歌声为“儿子”送行——
“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叫中国??” （如果故事发生在国外，藏族与汉族儿女相见，双方产生这种话语，听起来还有些感人。双方同市在中国的大地上，记者在这种语境下最后加这样一句话，读起来有些怪怪的。）
这是一篇通讯题材（或称特写）的新闻报道。记者为什么一定要写通讯？要采用通讯题材，而不是消息题材？这是因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遇到的故事和掌握的素材太有人情味了，只有通过篇幅较长或较为灵活的通讯题材，才能完整地报道出来。作为通讯或特写的采访，反映的是作者最细节的观察力、对采访报道对象谈话的语言敏感力。记者应该通过简练、清晰、具体的写作和语言风格报道记者的所见所闻。由于通讯（特写）属于软性新闻，不是直截了当的硬性新闻（消息），无论从篇幅上、稿件结构上、导语写作上、细节描写上都给记者留下了更多的充分发挥个人想像和创造力的空间。
通讯与消息相比，虽然在新闻构成要素上不过分强调事件的时效性、地域的接近性、人物的显赫和后果的严重性，但是，通讯特别强调事件对读者个人的人性化、个人化的人情诱惑力。这种人情的故事有个报道假设：读者会认同被报道的人物或故事。此外，通讯故事虽然不过分强调时效性，但是，通讯的的报道和发表应该有一个“新闻挂钩“，应该与新近发生的一个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有一定的关联。
通讯写作，同时生色并举的细节描写，是为了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想像力、新鲜感。因此，在通讯报道中，不要穿插太多的历史事例。例如《今日军营巡礼 情爱洒在雪山草地》这篇通讯不下五、六处写的都是1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读起来象乏味的历史课本或工作总结。这样的“通讯“是不会有多少读者的，而且，如果读者硬这头皮读下去，也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不信，你再回忆一下你刚刚读过的《中国青年报》上《今日军营巡礼 情爱洒在雪山草地》这篇通讯，你能说出通讯中报道的任何一个人名吗？
三、新闻不是谣言
在真实的新闻学中，新闻不是谣言。而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上，新闻可能是谣言。刘其中在《诤语良言》中讲述了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20年前，他到美联社实习，报道当天， 编辑为了考他，给他一些原始“新闻”素材，让他编写成新闻稿件。其中有一条的内容是：上周末，在芝加哥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谣言，说有一批汽车将削价1/4处理。刘其中就根据素材如实编写。事后讲评时，那个编辑说了一句让刘其中没齿难忘的话：“美联社从不传谣言”。 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开讨论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目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播的是事实和真相。新闻自由的对立面是宣传。一提到宣传，人们总认为宣传是政府的专利。其实，根据美国《新国际韦氏词典》对宣传的定义，宣传是“为帮助或损害某种制度、事业或个人而传播各种思想、消息或谣言。“ 也就是说，任何个人、组织、机构、公司只要是为了某种事业，传播夸大的、未经核实的，甚至虚假的信息都是对新闻自由的践踏。危害新闻自由最大的因素是新闻报道的不公正、不平衡；新闻自由的滥用是掌握媒体的编辑记者把自己个人的观点和偏见塞进新闻报道中。其中，新闻自由最大的敌人是谣言，而新闻不自由必然带来谣言的泛滥。
谣言通常起因两个方面：1. 政府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对真情真相默不作声；2.政府、媒体或个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恶意散布虚假信息。
清华北大爆炸事件为何没有引起恐慌？中国最顶级的两座高等学府清华、北大的餐厅相继发生爆炸事件，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极为令人关注的事。然而，这样大的事情没有引起原来“应有”的恐慌，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事件发生后，新华网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当时恰巧在现场的记者采写的消息，人民网及新浪、搜狐等商业网站也相继有了如实的报道。值得称道的是，作为当事者之一的北大校园网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播发了来自校方的公告，宣布两所学校共有9人在爆炸中受伤，而 B BS上也张贴了相关信息。其他主流媒体也迅速作出了反应。
由于在较短时间里官方就公布了相关信息，这就大大缓解了紧张恐怖的气氛，加上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的引导，人们的惊愕情绪并不带有焦灼和躁动。高度透明的信息让流言和谣言的传播缺少空间和动力，在最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可能发生的恐慌心理。而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对清华北大爆炸事件的整个报道没有作过多推测，也没有像以往对类似事件的报道中
使用小道消息为信源。西方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基本在中国媒体的框架之中，中国媒体从而有效地初步掌握了对该议题的设置。2月25日清华北大两校食堂同天发生爆炸之后，由于政府放宽了新闻控制，及时发布消息，媒体及时报道，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在内的西方媒体大量引用中国媒体为信源，报道基调与中国媒体基本保持一致。由于信息发布及时，新华社报道率先进入西方媒体视野，体现了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潜力。 如,2月25日《纽约时报》网站共更新四条相关报道，首先是路透社转发新华社稿，随后又登载了路透社、美联社和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各一篇。美联社、路透社和该报驻京记者的报道中，大量引用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为信源.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几乎所有的信源都来自中国方面，分别是：新华社和中国日报、北京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中国警方、两所高校的新闻发言人等。西方媒体报道的内容与解释调基本与中国官方和媒体保持一致。
联想到前不久前广东因为非典型肺炎引起的恐慌，以及2001年5月四川省南充市的有关“罗小林黑社会集团报复杀学生”的流言，2001年12月至2002年1月，天津市的有关“艾滋病患者持针扎人”的流言等。在这些流言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在一些恶性事件发生以后，当地政府部门和媒体通常都保持沉默，尽可能的控制有关信息的流布。但是官方的信息控制往往不具多大的效果，消息还是以各种途径传递到市民中间，并且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而流言又进一步增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一旦官方或者媒体报道案件的有关真相以后，人们的恐慌情绪才得到了缓解，流言也逐渐消失。那么，官方的信息控制与流言的生成以及市民的恐慌心理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有人引用美国奥尔伯特（Allport，G.W.）与波斯特曼（Postman，L.）合作的《流言的心理学》（1947年）中提出的一个假说来分析， 即关于流言传播的基本法则。该法则把“流言的强度和流布量”设定为R，流言主题对个人的“重要度”设定为I，其论旨的“暧昧度”设定为A。结果导出以下的公式：R（流布量、强度）=I（重要度）×A（暧昧度）。重要度是指事件对人们的影响力，通常与危机等紧急情况有关，而暧昧度通常是指信息不足、意味不明。也就是说，在流言传播中，主题越是重要，流言也就越容易传播。主题的信息越是暧昧，流言也越容易传播。而且重要度与暧昧度的影响方式不是“和”的形式，而是以乘积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不管是多么重要的主题，只要暧昧度是0的话，流言就不会生起。不管是多么暧昧的信息，如果主题的重要度是0的话，同样也不会生成流言。在书中，作者反复证明这个基本法则适合于解释各种流言生成的现象。相反，政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多、越准确，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威信，谣言和流言就越难以发生作用。
关于政府故意散布虚假信息，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7年在美国参议院抛出落地有声的至理名言：“战争发生时，真相是第一个牺牲者。”后人把它引申为：“战争发生时，新闻自由是第一个牺牲者。”几年前，一名新闻工作者索性把约翰逊的名言改成：“战争还没来临，媒体就已阵亡。” 当政者管制战争新闻，不外以下三点理由：一、为了国家安全、政府有说谎的权利、二、为了举国一致对外、新闻界最好只有一种声音、三、为了战争的胜利、新闻也要当成武器。立普．奈特利研究战地记者的名著《The First Casualty》，指出，越战是美国第一场“电视战争”，战地记者随军队上前线，把战争的残酷血淋淋地带进民间起居室，助长了反战情绪，却也让当政者认识到新闻管制的重要性。新闻管制不单是拒绝媒体现场采访军事活动，政府还可控制新闻的发放：发什么、几时发、如何发，甚至发布假新闻。例如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新闻成了战争的武器。除了寥寥数人获准上航空母舰观看第一波导弹空袭，五角大楼不让任何战地记者实地采访。所有战场消息全由官方发放。美国声称深入敌境展开地面突袭的特种部队全身而退，只蒙受轻微损伤。塔利班说打下两架直升，还说发现美军尸体。美方坚决否认。塔利班说美国狂轰滥炸，无辜平民死伤惨重。美
国说它一派胡言。但塔利班这番话不是说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塔利班的对象是那些“碍于形势”，勉强加入美国领导的打恐联盟的回教国家。西方媒体对死伤人数深表怀疑，但巴基斯坦各报把它当头版头条，国内反美浪潮更汹涌澎湃。塔利班破天荒邀请西方记者参观美国炸毁村庄的证据，美国提醒记者：“阿富汗战火连年，你们见到的废墟真是美国炸的吗？”塔利班展示儿童死伤的新闻画面，美国说那是亲塔利班的中东国家电视台供应的，不能当真。 国外媒体如此，中国的媒体出现的虚假新闻近年来更是呈上升趋势。每年中国媒体制造和传播的虚假新闻不下几十起，这其中有编辑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为了几个稿费有意制造假新闻，同时，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商业媒体，为了集团的、商业的、甚至政治上的宣传目的，制造和散布谣言。正如刘其中在书中之指出的，“遥遥生事、传播虚假新闻已构成我国传播事业的一个严重问题。”“首先应该谴责的当然是那些造假、贩假的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他们是这一恶作剧的始作俑者，是混迹江湖的文痞，是猥亵新闻报道事业、欺骗广大读者的罪人。“刘其中说，”假新闻越演越烈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缺少制约机制，以至无法震撼那些造假者。“除了法律上的制约外，我认为，大学的新闻教育应该给学生上一点最起码的新闻伦理课：记者制造假新闻跟医生制造假药一样可恶!
刘其中在《诤语良言》中写道，传播谣言不仅贻害读者，而且最终会葬送自己。1998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就捏造新闻事件问题作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传媒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跌至历史新低，五成三的人认为“传媒经常报道失实。”为了讽刺那些编造虚假新闻，传播虚假信息的媒体，不久前，一个名叫乔伊．斯卡格斯的美国人，编造了一系列谣言故事传播给媒体，如宠物妓院、美国成立了禁止胖子乱吃东西的“肥人突击队”等等。斯卡格斯自称是讽刺专家，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20／20》采访时透露， 自己戏弄传媒已有30多年历史，而被他戏弄的媒体机构无所不包———既有电视台、通讯社、电台等电子媒体，也有报章杂志等纸介媒体，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CNN、《华盛顿邮报》等大牌机构都曾中过斯卡格斯的招。更荒谬的是，报道其中一则假新闻的记者，竟因而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项艾美奖，令传媒的公信力备受质疑。斯卡格斯说，自己并非是为了恶作剧，而是意在提醒公众，对传媒的报道同样应该保持清醒，不应照单全收。而他炮制的假新闻一再见诸媒体的事实也表明：媒体操作漏洞多多，天下文章一大抄是许多从业记者的工作现状，他们对许多所谓轰动性新闻根本不作查证。他为此才挺身而出，呼吁传媒维护报道的真实性。他还说，他表示，他不会停止编造假新闻的工作，除非媒体记者改变他们对报道内容不负责任的态度。
今天的新闻学院学生不再使用英文打字机，他们坐在安静的、狭小的、打了隔断的办公区内，或坐在学校的电脑实验室里，不受任何杂音干扰地写稿或上网。但是，无论打字机或电脑如何演变，记者需要的最基本的素质是新闻鼻和讲故事的技能。自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诞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新闻记者学习新闻学的主要方法是边干边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优秀的新闻记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但是，我认为，一个记者所需要的那一整套的素质、敏感、技能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在新闻学院里培养出来的，当然，这要看这个学院师资的专业水准和他们使用的教材。刘其中教授的《诤语良言》无疑是培养好记者的好教材。
2003年3月7日于清华文西楼
《诤语良言——与青年记者谈新闻写作》序言
李希光
每天早上8时，“噼里啪啦”的古老的打字机声响打破了《人民日报》9号楼的宁静。在二层的一间朝阳的教室里，十几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学生坐在早年从延安窑洞里搬进北京城的十几台破旧的打字机后面，开始了一天的课堂生活。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兼新闻学教授站在讲台上刚刚主持完一场模拟记者招待会。 这是我和刘其中教授当年在研究生院学习新闻学的场景。
现任香港树仁学院新闻系主任刘其中教授既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师长，还担任过我的领导。他曾经担任过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特稿社社长、新华社驻西藏记者、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社长、新华社体育部主任、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和《中国日报》香港版总编辑。 刘教授是1978年9月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称其为黄埔一期。而我在1978年9月刚刚上大学。我是在他从研究生院毕业4年后才进入这个新闻系读书，应该算是黄埔七期。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亲自批准创办的这个新闻系从创建伊始，就引进了美国先进的新闻教育方法和理念：新闻学是一门职业教育，新闻学注重的是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新闻教育培养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布道士，而是朴实的传播者。他们是用“普通人的声音”把事实传递给人民。记者是与事实，而不是与观点打交道，否则记者与作家、学者、官员和政客就没有区别了。为此，这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新闻采访写作课的教授全部是从美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中的著名记者和专家中聘用。
当时，这批被称为“中国新闻学黄埔军校”的学生，很自以为是，试图用一种新新闻学改造宣传式的新闻学，也就是要彻底改革中国的新闻界。这批学生中确实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其中许多人至今仍然是中国新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人民日报》总编辑王晨、前《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新华社副总编辑刘江、《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刘邸中、新华社新闻所所长路小华、新华社洛杉矶分社社长司久岳、新华社上海分社副社长严文斌等。不幸的是，80年代后期，由于特定的环境影响，社科院新闻系从中国新闻教育领头羊的宝座上自动走了下来，再也没有了那个年代的青春活力。
所幸的是，社科院新闻系在其长达10年有余的辉煌时期培养的人还在，其深入人心的新闻理论、方法并没有泯灭。刘其中教授在繁忙的采访、写作和教学之余，运用他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系和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理论，集20年之积累和经验，完成了这样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闻学专著。这本书讨论的是新闻采访写作，但是，其对当前中国新闻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不亚于任何一部只会空谈理论和概念的新闻学或传播学著作。当今的某些新闻传播界人士，一谈起新闻改革，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照搬某些用滥了的语录和云山雾罩的概念。可是，一旦请他把他整天宣讲的那套新闻理念付诸具体的新闻报道时，他可能无从下手。刘其中在这本书里， 不是用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要求青年记者“你必须这样、那样”， 而是用大家每天在中国和西方媒体上顺手捻来的大量实例，通过对比，向读者展示“最好这样报道，而不是那样报道。“
读了这本书，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如果你作为一家中国新闻媒体的总编、制片、主笔、记者、编辑，这可能是令你汗颜，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策划的、签发的、主笔的、采写编辑的那些不专业、甚至不公正的新闻报道。
一、新闻不是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