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所云虽不无友人称美之意，但并非过誉，大体符合实际。所谓“不涉户外一事。故发之为言，苍然以朴，澹然以隽，悠然以远”，确实道出了曹寅的诗歌创作基本以个人生活和个人情感体验为题材的总倾向。他的诗中很少描绘社会民生
红疾苦的画面，更无尖锐的刺世干政的笔墨。当然，他并未遗落世事，漠视民生疾苦，但他只是以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感受反楼映着他的时代。这首先是由于到了康熙时代，社会矛盾虽然存梦在，但满清政权已基本稳定，社会生活趋于平静。而曹寅生于织造之家，自少年进宫，生活范围所及，很少接触下层百姓。
学再者，到了康熙中后期，遗民诗人多已辞世或退出文坛，刊
而己未博鸿科之后，文坛翘楚多已为仕清之臣。时代的推移和创作队伍的变化，直接决定了创作风气的转变，描写民族矛盾二和抒写易代悲慨之作被追求神韵格调的个人抒情所取代。即零如曹寅的诗中，也有一些好议论、
求理趣、炫博学、喜用典，甚零七至用僻典的现象，例如他的一些咏物题画之作，只是拾摭典故年略作点染并无深意的游戏笔墨。特别是兼任巡盐并主持刊刻第《全唐诗》后，在扬州、南京一带几乎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二辑
的小的文艺沙龙，亦不乏投献唱和、
附庸风雅、不计工拙之作。但是，如果我们把曹寅的诗创作放在康熙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唐、宋那样的中国诗词创作的黄金时代里，诗人们已经驰骋着无限的才华和意想，占领了几乎所有的表现空间，清代的诗人们只能走他们所能走的路，而且再也无法赶上前人的灿烂辉煌了。看看那些神韵派、格调派的大家们也不过尔尔，又何况曹寅乎！
二
通过对曹寅的人生经历和《楝亭集》中诗文的分析研究，有几个问题颇堪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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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曹寅的人生历程与其终生心事的矛盾。曹寅少年入侍，至任织造兼巡盐，从侍卫至钦差，可谓“家世通显，为天子亲臣”（毛际可序）。在常人看来，实乃旷世殊遇，荣宠优渥至极。但在《楝亭集》的诗文中，我们不仅看不到意满志得的流露，相反却常常感受到一种积郁难抒的别样情怀。正象杜岕在《舟中吟序》中所云，那是一种魁垒郁勃之气。扈驾出巡，他常叹风尘奔波之苦；职守在身又常怀自由放适之想；受宠信而存怀不才之愤；处盛世却有末路之感。这种矛盾心态，归根结蒂，与其独特的家世经历有关。本为辽东巨族的武官世家，在后金兴起攻占沈阳时被俘，而沦为满洲贵族的世代奴仆——包衣。此后（自曹寅曾祖曹锡远至乃父曹玺），虽然曹振彦还曾立过军功，亦曾以贡士身分出任地方官，后来曹家的隶属关系又几经变化，最终进入内务府，得与皇室建立起主奴关系，然而其根本的身分地位则始终不得更易——汉姓包衣，即奴才。
满族入主中原，非常注重维护本民族的统治，“首崇满洲”、“严满汉之分”、“严主奴之分”是他们一贯坚持的政策。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卷四云：“内府人员惟充本府差使，不许外任部院。惟科目出身者，始与搢绅伍。”这样，隶属于正白旗包衣的曹家，既不能担任朝廷部院官员，也不得走科举仕途之路，只能走他们既定的包衣奴才的人生之路。这种由易代之际家世沦没的遭遇所造成的历史命运，成了曹家深埋心底家国同运的隐痛。这对于曹寅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情怀有着深刻的影响。即使到了他任织造兼巡盐，加通政使职任衔，曹家似乎达到了繁华顶峰之时，这一矛盾也并未解决。何宠信荣耀和富贵繁华，都无法抚平他心底的创伤。
在《楝亭集》中，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嗟行役之苦，抒不才之愤，发末路之叹，还有更直截感叹家世衰微的，如《楝亭诗钞》卷一《呼卢歌》云“白日无根月有窟，奕世身名悲汩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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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寅与《楝亭集研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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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楝亭诗别集》卷二《病中冲谷四兄寄诗相慰信笔奉答兼感两亡兄四首》有云“枣梨欢庆头将雪，身世悲深麦亦秋”。还有的诗，如《楝亭诗别集》卷一《旋马台》、《龟趺山》、《流觞亭》、《光明殿》等，凭吊前明古迹，流露兴亡之
红叹。而《楝亭诗钞》卷四《孟秋偕静夫子鱼尊五殷六过鸡鸣寺得诗三首》其二云：“飙轮飞十代，秋草属前朝。圣蜕随迁楼化，凡情堕寂寥。颓城疑护埭，老树强题萧。淘滤河沙在，能忘梦爪发销（甲申重过又三十一年）？”直截触及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民族创痛，情感沉重而无避忌。
学前已述及，曹寅与许多明遗民士人、己未博鸿科文士，及刊
江淮间的文士有广泛交往，《楝亭集》中颇多彼此唱和之迹。通过对曹寅与诸多友人交往情形及酬唱诗文的分析，无论是二对蒙师马銮的怀念与伤悼，对舅父顾景星的关心与敬仰，还零是对姚潜的尊崇与羡慕（如赞扬其“鼓铸旧型终不改”的气零七节，并为其养老治丧），与杜岕脱略形迹的忘年之交，皆是推年心置腹，出于一片赤诚，决非一般士人的泛泛之交，更无所谓第“牢笼”、“监视”之意。其深刻交往的思想基础，乃出于民族二辑
本根的亲和及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归属与认同。以往有的论者认为，曹寅与江南士人交往是承命于康熙而为朝廷笼络文士，消弭反侧。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不尽然，故特拈出，再予辩证！
再如《楝亭文钞》中有一短文《复社姓氏记》，全文百余字，惟文末感叹曰：“呜呼，即二千二百五十五人，而明亡矣！”表明曹寅在深沉的历史思索中，为前明的腐朽败亡而惋惜，同时又寄托着对复社诸子高风亮节的仰慕与追怀，个中深隐着强固的民族意识。
但是，《楝亭集》诗文中所表露的民族感情，以及与当朝“盛世”看似不谐调的声音，并不构成他政治上的离贰倾向或反叛心理。他对康熙皇帝的个人忠诚和对满清王朝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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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同样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是为了生存和维护家族的既得利益，也是因为命运的驱使，因为他毕竟已是几代包衣，在他面前，除了为臣为奴，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这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存在的一个特殊人生。
忠于主子的曹寅的一生，似乎每一步都走在忠于君王、
路上，而他的心灵却不时发生逆反律动；曹寅的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又似乎走得那么不情愿———人格的二重性，思想情怀的二重性，是曹寅的命运，也是曹寅最突出的思想人格特征。
以往谈到曹寅与康熙帝玄烨的关系，常常是说其母曾为玄烨保母，曹寅少年进宫入侍等“亲密”的一面多些；谈到康熙对曹寅的态度，常常是说玄烨对曹寅爱重信任，甚至连亏空库帑亦加回护云云。实则康熙御臣有术，即使对曹寅这个关系较为特殊的包衣世仆，表面看来似乎优渥宽仁，体恤有加，其实是把握有度，只允其奋力效忠，殷勤奔走，却不可有看看《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所有逾常格，任意施为。
曹寅奏折后的朱批，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而在《楝亭集》中，当曹家遭遇政治挫折时，曹寅对皇帝天威的感受是“天净如镜，明含万蠢。仰呼不应，口枯舌窘。”“行在天山外，西风玉帐寒”（见《北行杂诗》）皇帝主子是那么遥远、那么难于接近、那么可望而不可及！
曹寅出任织造，又兼巡盐，可谓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康熙对他的要求则更为严格。在康熙四十年八月《苏州织造李煦奏前奉谕旨已钦遵妥办折》后批云：“朕九月二十五日自陆路看河工去，尔等三处，千万不可如前岁伺候。若有违旨，必从重治罪！”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后批云：“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非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而在当年十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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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寅与楝亭集研究之二《３２５
》月十三日《曹寅奏报禁革浮费折》后则批云：“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为目前之计，恐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语气均极峻厉。
曹寅不仅在奏折中反复表白“虽粉身碎骨，难报万一。
红在诗文中惟有敬诵训旨，勉力自慎，以副皇上生成之至意。”也常表现出小心奕奕，自警自励。如《闻蛙》而引起官位危殆楼的联想；《东皋草堂记》则毫不掩饰地道出了时怀忧惧、战战梦兢兢、如履薄冰、惟恐或坠的心态。
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之后，康熙对曹寅盐课亏空的催学督一次比一次紧迫，言词一次比一次激烈，无异于风刀霜剑。刊
如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苏州织造李煦奏盐法道李司佺病危预请简员佐理折》朱批：“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二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十天之零后，即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在《曹寅奏进晴雨录折》后零七又批：“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年好，不可疏忽。
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曹寅接此折后连第忙于十月初二日上《设法补完盐课亏空折》其中有云：“臣归二辑
江宁，卧病累月”
。可见其急火攻心，精神压力极大，体力已渐不支。即使如此，玄烨依然催督不懈。康熙五十年二月初三日《曹寅奏进晴雨录折》后又追问：“两淮亏空近日可曾补完否？”
三月初九日在曹寅再次奏《设法补完盐课亏空折》后又批：“亏空太多，甚有关系，十分留心，还未知后来如何，不要看轻了。”就是在这份折子里，曹寅一面表示“蒙皇上鸿恩，涓埃难报，少有欺隐，难逃天鉴”的忠诚；一面也直言不讳地表明他已不堪重压：“两淮事务重大，日夜悚惧，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曹寅的心，在滴血！看来他不仅精神崩溃，身体也彻底垮了。《楝亭诗钞》卷八《西轩》、《病小已偶成》、《病痁诸子日夕抚视志感，少愈当逐头细书以伸此意》，《楝亭诗别集》卷四《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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