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赠杨舜章二首》，及《楝亭词钞》《贺新郎（又昭同患耳闭读其十叠迦陵韵词喜而率和）》等连续五首，皆是其临终之年身疲体弱，诸症交攻的反映。当此之时，曹寅似已隐约预感到了身后家族命运的危殆，因而“时拈佛语对座客云：‘树倒猢狲散’”（见施瑮《隋村先生遗集》卷六《病中杂赋》诗末小注），决非偶然。
至于曹寅的病逝，直接原因固然如李煦在《奏曹寅病重代请赐药》等折所云：“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竟成不治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辰时身故。”但是一个年方五十五岁的人，竟因风寒牵延而成不治之症，数年来过度的职事奔劳，特别是直接来自皇上连续不断的警告催逼，恐怕也是他过早离开人世的缘由。一个与皇帝关系不可谓不密的汉姓包衣，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人生之路！
回过头来，我们再去读读《楝亭集》诗文中那些似乎与曹寅的近侍身份、承命钦差不甚谐和的音调，就不难理解了。这些，不仅是曹寅矛盾人生和矛盾情怀的反映，而且是一个屈身为奴又不甘为奴的内务府汉姓包衣，内心守护着民族本根和文化传承，追求独立人格的心灵记录。
其次，关于曹寅诗文（还应该包括其戏曲创作）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应该由文学史“尝自言，吾曲家，特别是清代文学研究专家作出评价。曹寅
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但从《楝亭集》所收作品数量来看，则是诗第一，词次之，文又次之，而没有辑入戏曲。关于他朱彝尊唱和，风的词，因其早年就常与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崧、
格亦略近之。关于他的诗，姜宸英谓“其五言古近体，出入开宝之间，尤以少陵为滥觞”，“七言两体，胚胎诸家而时阑入，倒是说出其融汇唐宋诗风的特点。曹寅的诗，多纪于宋调”
事、记行、记游、咏物、酬唱之作。我以为毛际可谓其：“不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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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寅与楝亭集研究之二《３２７
》外一事。故发之为言，苍然以朴，澹然以隽，悠然以远。”确是更为切合曹寅诗的总体风格。从创作题材看，多是围饶自身生活经历，而很少描写世态，揭露世情；在抒情方式上，多于叙事中贯穿其情思，以抒写个人情怀、体验为主，绝少干政、刺世、
红，当然也并非超然物外，遗落讽谕褒贬。所谓“不涉户外一事”世事，漠视民生疾苦。曹寅诗中，绝不乏赈灾途中对“黔黎正楼艰食”的同情，更不乏“惟愿耳不闻哀号之声，目不睹横亡夭梦折，百姓安乐”
的期盼。只是写作的视角和抒情的方式有其独特性，我们没有在他的笔下看到民生惨痛的画面，但我们却看学到了他关注的目光；没有听到他字里行间愤世嫉俗的呐喊，但刊
却体察到了他心底关切不已的深情。
在诗的体裁样式上，曹寅进行了广泛的实践。
五七律绝、二杂言、歌行、白战、联句，可谓众体皆备，众体兼工。尤其是他零的咏物诗
（包括题画诗），体式各异，构思新巧，手法多样，有零七许多寄寓遥深，内涵丰厚之作。
年所以，笔者认为，曹寅的诗文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第现，在清初及康熙时代的作家中，是有其独特性的，自应占有二辑
一定地位而称为一家。
还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曹寅是出身于内务府的包衣汉姓人，在清代各文人群体中，更有其独特性。他不仅有别于清初的遗民文人、官僚文人、布衣文人，也不同于旗下满洲文人或汉姓文人。如与曹寅有交的纳兰性德，虽亦卓然成家，但本是满人；而曹鼎望诸子，或刘廷玑、施世纶等，虽也有诗文著作，或是身份不同，或者成就远逊。所以，曹寅是清初文坛上少有的包衣汉人作家，也是有清一代少有的包衣汉人作家。
康熙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在执政前期平定三藩，亲征噶尔丹，巩固了王朝的政治统治，而且注重文化建设。先是网罗己未文士修《明史》，修《大清一统志》，后又组织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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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字典》、《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丛书、类康熙四十四书、工具书。此间，曹寅有幸承命参与了许多工作。年，曹寅任江宁织造兼理两淮盐务，在南巡接驾时领受了刊刻《全唐诗》的任务。曹寅在扬州一手擘画操办，董督其事，五月初一日于天宁寺正式开局。从收集底本，召集十翰林汇齐校刊，到遴选写手刻工，曹寅殷勤奔走，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装潢成帙，进呈御览”。其刷印之精，胜于宋椠，为清代精写刻本树立了楷模。康雍之际，大江南北，缙绅大户，率相效仿，以精楷刻书蔚为风气，世称“康版”。嗣后，曹寅又领受了刊刻《佩文韵府》的任务。此外，曹寅还将自己所藏而世所稀见的图书典籍汇编为《楝亭五种》和《楝亭十二种》，皆沿用后来又编印了类似于《全唐诗》的字体，精工刷印，刊布于世。《居常饮馔录》（食谱总集）和《周易本义》等书。可以说，是曹寅为清代的雕版印刷史开创了辉煌的一页。
曹寅一生中，几乎与康熙时代所有著名的前辈文人和同辈文人有过接识和交往。孩提时代他就受教于马銮、周亮工等老一辈耆宿，年方弱冠，就以其在诗词经艺方面所显露出杜濬、杜岕等长者所称道。少年入侍，就有的才华，为顾景星、
机会认识熊赐履、张英、高士奇等讲官。任侍卫，更结识了己未博鸿科的众多文人，出为织造，又结交了许多在朝在野的江淮文士。特别是“督造江宁，并兼盐课，公余多暇，开阁延宾，文酒之盛，时无伦比”。又兼主持《全唐诗》局，才俊荟萃，俨然成了一方风雅之主。这对于活跃当时的文化空气，促进文友间的交流沟通，颇为有益。另外，除了自己刻书，他还资助刊刻了顾景星《白茅堂集》、施闰章《学余全集》、朱彝流布。尊《曝书亭集》等，使得这些文化成果得以保存、
总之，是历史给了曹寅机遇，也是他的文化修养和才干，成就了他在清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影响。
其三，关于曹家家世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对此，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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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寅与楝亭集研究之二《３２９
》在１９８２年我就撰写了长文《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创作》（见《汉中师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２期），对此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概而言之：（一）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部分题材，是从其家庭和自身的某些经历中撷取来的，但是他的题材来源又
红绝不局限于自家的身世经历；（二）曹雪芹的创作态度是严
格地忠于现实、忠于生活的。他认真地按照生活的逻辑去描楼写生活，“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他绝不向壁虚构，“胡梦牵乱扯”
，而是“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不失“真传”是曹雪芹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三）生活素材并不等于学作品，个别的生活现象也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曹雪芹刊
创作《红楼梦》时，从自己的家世经历中撷取题材，在客观上使得形象描绘富有真实感，同时也在一系列形象中表达了他二对社会现实的是非爱憎。他的取材原则决不是简单的“自零叙”和“实录”，而是“只取其事体情理”。（四）曹雪芹独特零七的家世经历在他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文学艺术修养的形成年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曹寅时代的曹家，不仅富贵繁荣，第富有文学艺术氛围，而且在广泛的文化圈中多有交往，对曹二辑
雪芹艺术才能的养成影响尤著。只是由于文学创作要经过作家艺术思维的特殊环节，所以这种影响转化为思想和艺术修养之后，与写作题材比较起来，在作品中的表现显得间接一些。但是，作家的艺术修养，特别是作家的思想、
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却比作品的题材来源有着更其重要的意义。（五）曹雪芹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及其独特的家世经历不仅影响到他的思想、艺术和创作的内容，而且也决定着他创作时所采取的独特的艺术传达手法———“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以“满纸荒唐言”挥洒出“一把辛酸泪”，从而把他对时代与社会的深刻认识寄寓在严肃的现实主义描绘里。这种巧妙的艺术传达方式虽然二百年来招致许多“不解其味”的误解和歪曲，但今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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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辩证唯物主义文艺观点来分析研究《红楼梦》，则不难看到神话帷幕掩盖着的现实生活悲剧中所闪灼的卓越的思想—时代、社会和作家独特的家世经历，是光华。总之，生活——
培育天才作家、产生天才作品的沃土。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若将曹家史事与《红楼梦》的人物情节作过于具体的联系和比附，则不免伤于穿凿，若再进而出以己意，随心所欲，猜测推想，那就不免堕入“自传说”、“索隐派”的泥潭了。至于根本违背小说创作的思维规律，毫无根据地对《红楼梦》的人物、情节作“云山雾海”般的“解读、揭密”，那不过是随意胡说八道罢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里早就说过：“市井俗人喜对于《红楼梦》从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
不同角度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固然是文艺科学发展的需《红楼梦》的人物情节中拾要。但如果有人茶余饭后，愿意从摭一端，戏说乱弹，借以消愁释闷，亦无不可，尽可随便去说、去谈。如果有人硬是猴沐而冠，给自己头上也加一顶“什么学”之类的桂冠，也无不可，只要我们看穿了他所玩弄的这—管他呢！套把戏究属何物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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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寅与楝亭集研究之二《》２００６年元旦写于白云留住之馆寤言一室之内
注释
《楝亭集》共包括《楝亭①《楝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诗钞》八卷、《楝亭诗别集》四卷、《楝亭词钞》一卷、《楝亭词别集》一卷、《楝亭文钞》一卷。
（本文作者：中国环境干部管理学院，邮编：０６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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