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份是否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
总体而言，《侵权责任法》草案的确对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作出了重大调整，但并没有将举证责任完全推到患者身上，以纠正医患双方过于失衡的举证责任和诉讼风险。
然而草案上述内容经媒体披露后，立刻引来了反对之声。一些人认为，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患者知情权难以保障的情形下，让患者举证既不可行，也不公平。虽然草案规定了某些由医方举证的例外情况，但同样难以实行。比如，究竟什么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诊疗规范的行为”，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患者怎能判断？
同时，对于草案仍然保留的部分医院举证责任，医疗界同样表达了不满，认为仍然让医方承受了不合理的风险，难以改变目前已经出现的种种弊端。
因此，如何在充分汲取医患双方合理意见的基础上，设计出更公平、完善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以及如何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立法机关必须面对、也必须逾越的双重考验。 2、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就是指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的基本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要求医疗机构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即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草案对医方提出规定：“医方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而造成患者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草案同时规定：“因患者未如实告知病情而造成误诊等损害，医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保障患者知情权的严格要求，引起了医疗界人士的异议。有医生认为，因为患者并非专业人士，不可能讲清楚自己的病情，特别是弱智、精神病人、儿童等尤其如此，所以要求患者向医务人员告知与诊疗活动相关的病情等情况的规定“根本无法操作”，而其后“医务人员不承担责任”的规定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做法。 有委员认为，这种规定会带来法律执行问题。因此，建议从实际出发去研究。“否则一方面会带来医院小病大治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求患者都具备医生的水平，不合情理”。如果强行要求将一些发生概率极低、甚至仅存于教科书上的不良反应或术后并发症统统告知患者，反而会引发患者不必要的担心和犹豫，进而延误医疗时机。也有医生提出，为了患者利益，很多时候需要“善良的谎言”。比如患者得了绝症，又没有近亲属，法律要求必须向其说明病情，并非是人道之举，因为患者不知情，可能会快乐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科学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恶性肿瘤患者就是因为知情后迅速导致死亡。在许多医生看来，不分具体情况绝对强调患者的知情权，可
能会损害患者利益。
可见，无论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都无法使医患双方真正满意。目前医患关系的现状是：患者认为，一些医院利用信息优势和专业垄断，存在隐瞒证据、袒护事故现象，致使许多纠纷久拖不决，受害者索赔无门。怀疑医院唯利是图、医生缺乏职业道德。一些患者为了得到不合理的高额赔偿，围攻医院甚至暴力殴打医生的“医闹”现象也愈演愈烈??
而医生则抱怨工作风险越来越大，成天琢磨如何别惹祸上身??医院则将医患冲突视为头等大事，既要防止事情闹大，又要安抚医生情绪??医患双方围绕《侵权责任法》草案所产生的意见，从表面看是“举证责任”、“知情权”之类的具体议题，但真正原因也许是医患双方的互信出了问题。医疗损害赔偿发生后，如果赔偿过高，医方无力承担，赔偿过低对患者不公，因而赔偿数额往往成为医患双方的争执焦点。医生职业本身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因此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由医院或医生交纳一定的保险费用，一些国家的医生甚至将年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出现医疗损害赔偿，由相关保险基金负责赔偿，有效缓解医患冲突。近年来，我国北京、上海、广东、四川、深圳、南京等地也已开始了医疗责任保险的试点。
要公平解决医疗纠纷，重建医患之间应有的和谐和信任，需要立法的智慧，更需要改革的智慧。如今，《侵权责任法》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相应的改革也没有理由停滞不前。 3、关于鉴定机构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当前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鉴定，一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二是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对医疗纠纷的责任鉴定，目前主要有医学会下属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中介机构的司法过错鉴定。两种鉴定各有利弊。对医疗事故鉴定，患者认为医学会隶属于卫生局，卫生局又是医院的行政主管部门，两者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故医疗事故鉴定有“老子给儿子鉴定”的嫌疑，其公正性值得怀疑。但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聘请的专家绝大多数属于一线临床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医生，他们对医疗过程中的治疗原则及治疗方法有着与时俱进的博学才华，相比于司法
鉴定机构所聘请的法医，其知识性、临床经验及对疾病的准确判断无法相提并论。从鉴定程序上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医学会应当根据医疗事故争议所涉及的学科专业，确定专家鉴定组的构成和人数。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行合议制。而司法鉴定是由鉴定机构指定或者选择二名司法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在进行鉴定的过程中，遇有特别复杂、疑难、特殊技术问题的，可以向本机构以外的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最终的鉴定意见应当由本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出具。由于鉴定涉及到25个学科60个专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程序和办法显然更加科学、更加合理，不但可以保证参加鉴定的成员有一半以上是本专业的专家，而且还可以保证鉴定结论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而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并没有要求具备高级技术职称，而且，严格意义上讲，法医学和临床医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司法鉴定人不是临床医师，不具有临床医师的执业资格，不应也不能对临床医学作出鉴定。我国医师法规定，只有具备临床医师资格，并获得临床医师执业证的人才能从事临床医学工作，法医没有临床医师证，又如何能够鉴定临床医疗过错呢？临床医学的复杂性和特定性决定了法医是无法胜任医疗过错鉴定的。
今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实施后，有可能大量医疗案件都会找到社会鉴定机构，但社会鉴定机构的公信力、科学性、技术性都较差，会给有关医疗的鉴定带来更多问题。建议卫生行政机构应尽快修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拓宽医学会的鉴定业务和范围，如不仅仅局限于做出医疗事故结论，同时还要做医疗过错的鉴定，并拓展两项业务：一是制定衡量“当时医疗技术条件”的标准，为各地医学会今后的操作提供参照；二是制定规范，鉴定“过度医疗”问题。由此，医疗事故鉴定办公室可改为“医疗争议办公室”或“医疗问题办公室”。如何建立独立的、社会组织化的医疗责任鉴定机构和机制，以防止参与鉴定、举证的医学专家出现“行业袒护”的危险，是立法机关必须老虑的问题。 四、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及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
让我们把时光倒退10年或20年，那时的医疗纠纷实属凤毛麟角，殴打医生的事情更是难以想象。而同一时期，对处在医疗纠纷官司中的患者来说，因举证困难又别有一番辛酸体会。
医疗事故古往今来都伴随医疗行为而产生,根据10年、20年前中国的医疗水平来看，当时的医疗事故或许并不比现在少。但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医疗纠纷和诉讼开始增多。根据1987年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医疗
机构没有义务提供病历，患者几乎要承担医疗诉讼中的全部举证责任，举证的过程对患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患者诉医疗案件，没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及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法院不予受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即使患者千辛万苦、耗时耗力地赢了官司，与当时生活水平不匹配的几千块钱的赔偿，也不足以弥补患者受到的损害。当一些诉讼长时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时，受到身体和精神伤害的患者把希望寄托在媒体的帮助。患者在各大媒体上的“血泪控诉”，加上大量医疗诉讼的上访，引起了公众对医院和医生极大的不满，也让人们开始反思《办法》的缺陷。
当绝对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我国医疗诉讼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缺陷时，在患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和各方呼声中，“举证责任倒置”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正式亮相”。 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4条第1款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但该司法解释被广泛理解为医疗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在实践中广泛适用。
举证倒置措施的初衷是好的，但却带来了两个负面后果：一是部分患者无事也告医院；二是迫使部分医师本能地多做检查，留下证据保护自己，而最终加剧了看病贵。“防御性医疗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而举证责任倒置的不当解读给医生造成心理压力也是原因之一。举证责任倒置适用近10年时间里，对举证责任倒置的理解和应用似乎越来越违背立法者的本意。法律界人士也感到法条的规定颇让人“震惊”。过错与因果关系推定一直是医疗诉讼中的重点与难点，根据该规定两者都加给了医方，我国几乎不附条件的双重“倒置”原则确实加重了医方的责任和压力。2009年12月26日，比《规定》法律位阶更高的《侵权责任法》正式出台，似乎终结了举证责任倒置。但在实践中如何操作，还有待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应司法解释。毕竟法律没有取代司法解释的效力。在实践中，是否仍然会存在部分法官要求医院承担举证责任，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二）、条文解读
第五十四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在这个条款中，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过错如何认定？从大的原则来说，过错的认定一般有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及通过
鉴定确定过错两种方式。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很好理解，比如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注意义务，违反诊疗规范德等等。除法律明文规定之外的过错，则需要通过鉴定予以确定。医疗过程很多都是带有损害的，例如胸外科要开胸，做肺叶切除；手术有时还要切掉一两根肋骨，或者切除一大段小肠；还有药物副作用、CT辐射等等，这些都是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损害。损害原因可能是有的医生掌握不当导致，但如何界定是否存在过错，则需要通过鉴定。
比如：2007年10月31日9时15分，原告的母亲李欣因预产期来临，入住被告安福县某医院妇产科待产，被告却疏忽大意未对胎儿进行B超检查。当时李欣的家属要求实行剖宫产术，被告的妇产科医生认为暂无剖宫产指征，决定暂放弃剖宫产，尽量阴道分娩。李欣在分娩过程中产程并未延长，且无肩难产征象，由于宫缩不正常，胎儿不能顺利出生，被告医护人员使用暴力牵拉，导致胎儿头肩分离使其臂丛神经受损，以至于原告左上肢部分功能障碍。后原告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左臂丛严重损伤等。后原告转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住院治疗，亦诊断为产伤性左臂丛神经损伤，并进行了左臂丛探查修复术。
经法院委托，江西省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被告在为李欣接生过程中存在以下过失行为：对孕产妇身高、胎儿体重估计不足：产前检查不规范，孕妇入院后未进行复查，按上述B超结果估算胎儿大小是不准确的；产程观察及接生方法不当：根据产程记录中宫缩情况、头盆关系判断及娩肩手法，专家组认为产程未延长从医患双方在会上陈述，并无肩难产征象，但根据当时宫缩情况，胎儿是不可能顺利出生的，医方在助产过程中，必有一暴力牵拉，导致头肩分离使臂丛神经受损，医方以上过失违反了产科技术操作常规，与新生儿左臂丛神经损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专家组一致认为：本起医疗事故争议构成医疗事故；原告左臂丛神经损伤所引起的左上肢部分功能障碍，主要因医方医疗过失造成。结论为，本起医疗事故争议属于三级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江西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被告在为李欣接生过程中存在过失行为，且该过失行为与原告左臂丛神经损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纠纷构成三级丙等医疗事故，被告应承担主要责任。所以，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主要（90％）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