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出色地完成了报道。
（五）亚非会议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周恩来准备率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代表团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临行前，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改坐另一架飞机赴万隆，中国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和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黄作梅、新华社兼《光明日报》记者李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郝凤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裴德7名新闻工作者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时，被国民党特务放时了定时炸弹。4月11日，飞机起飞不久，炸弹爆炸，飞机坠入大海。除3名印度机组人员生还外，代表团成员与记者全部遇难。
据生还的印度飞行员回忆，在飞机爆炸起火后，中国代表团成员与记者镇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默默地，勇敢地迎接死亡。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并没有吓倒中国的记者，会议期间，他们积极参加各国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和各国代表团团长进行普遍、广泛的交谈。总理下榻的别墅每天宾客不断，中国记者不分昼夜，坚守岗位，完成报道。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报道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友谊。
一年后，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悼念烈士的仪式，修建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周恩来为烈士题写了墓碑碑名。
（六）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全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新闻战线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宣传报道。
1、新闻宣传报道的全面开展
★1951年1月，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在朝鲜前线成立。
据不完全统计，在1951年、1952年两年中，志愿军总分社向总社发新闻通讯、论文约1000篇，93%左右被总社采用。
在上甘岭战役的报道中，志愿军总分社发稿60篇，总社采用54篇，向读者多方面反映了上甘岭战役的面貌：战役历时43天，始终在上甘岭3.7平方公里的狭窄地段内进行。敌人在整个战役中共向这里倾泻炮弹190多万发，投掷炸弹5千多颗，山顶土石打松，其中537.7 和537.9号两处山头被敌人的炮弹削低两米到三米。敌人火力之猛烈，战况之惨烈，是朝鲜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我志愿军驻守上甘岭的3兵团15军、12军依托坑道奋勇歼敌，以很小的伤亡取得了歼敌2万5千多人、击落敌机270架、击毁敌人重炮61门、坦克14辆的辉煌战果。
★1951年1月，北京、天津、沈阳三城市广播工作者组成了“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活跃在前线。
★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战地新闻摄影队，紧随部队进行实地拍摄。
★《人民日报》开辟《抗美援朝》专刊，介绍各条战线抗美援朝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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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组织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发展。专刊初为旬刊，后改为周刊、半月刊。至1954年止共出190期，同时在《光明日报》刊出，后又编成16开刊物单独印刷发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美国真相》、《美帝侵华史》讲座节目，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2、优秀新闻作品的涌现
由于战争条件的限制，采写消息比较困难，战地通讯与报告文学被广泛运用，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如《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等。
（1）《人民日报》记者李庄的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 通讯只写了一场“战斗”与一个“战士”。
一场“战斗”写的是一个连队在松骨峰打的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敌人出动32架飞机，18辆坦克，几十门重炮轰击，全连战士英勇顽强，在火海中和敌人搏斗。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折弯了，就冲进敌人群中用牙咬、用手扼、用枪托砸，阻击敌人6个小时，打死敌人600多个，使我军完成了对敌人的合围。通讯写道：“射手李春发的衣服全被烧坏，脸上起了水泡，眼都睁不开了，仍然坚持射击。”
一个“战士”写了孤胆英雄郭庆云的战斗事迹。他奉命偷袭敌人，在满是敌人的公路上，他机智勇敢地主动向敌人进攻，消灭敌人几十名，烧毁敌人的汽车和重炮牵引车5辆，和战友们一起缴获了15门重炮。 通讯最后写道：“应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个部队，都是应该被人们欢呼‘万岁’的”，“这里所写的，只是许多优秀志愿部队中间的一个”。 （2）战地特约记者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是1950年冬入朝的。他在写这篇作品时，曾写入二十几个例子，最后只保留了三个事例。他写的第一个事例也是松骨峰战斗。他写这个事例时将焦点对准了最能体现英雄本色的战斗瞬间——赤手肉搏。魏巍没有参加战斗，他不可能目睹战斗场面，也没有记述其他参战人员的回忆，而是原原本本报告了战后场面——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的一个军官的目睹记：
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这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
通讯另外一个特点：把在这次肉搏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名字都一一寻入通讯。这在我军报道史上是没有过的。他们是：
王金传、邢玉堂、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谁是最可爱的人》刊载于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社论位置。周恩来赞扬这篇作品“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此后，“最可爱的人”成了全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最亲切、最尊敬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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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宣传特点：
（1）在短期内，以爱国主义运动和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中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
（2）用大量军事报道揭示了战争的实质，为志愿军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群众树立了我军必胜的信心。?
1950年11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新闻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参加下，朝鲜人民军获重大胜利》。《人民日报》记者李庄写的《复仇的火焰》和《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两篇通讯，是这时期军事报道较有代表性的新闻作品。
《复仇的火焰》：李庄第三次赴朝时在伤兵医院采访了某炮兵连指导员张忠。张忠在朝鲜彭湖村目睹了美国侵略军屠杀朝鲜人民军亲属章德客一家后留下的杀人场：章德客的父亲、舅舅、弟弟均被砍头。两个姐姐、一个嫂嫂被轮奸后杀害。母亲在抢救女儿时被乱棍打死。美军的暴行激起了志愿军战士的仇恨，也更加明了抗美援朝的意义，正如张忠对战士所说：“什么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就是给这个孩子报仇，就是给受苦受难的朝鲜人民报仇，就是不让彭湖村的事情发生在鸭绿江以北我们神圣的国土上。”
（3）全国新闻界以“抗美援朝专刊”的宣传报道为主，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新闻手段相配合，广泛运用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体裁，充分体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形象。
电影《英雄儿女》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巴金的一篇报告文学改编而成的。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的《人民日报》战地特约记者、作家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主题的深刻而蜚声遐迩，成为朝鲜战争军事新闻文学作品中最具影响的名作。 4、宣传经验
我国新闻界组织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是在没有充分准备和缺乏现成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次宣传在新闻界的努力下，获得了成功，取得的主要经验有以有下几点。
（1）有组织地发动，有计划地指导。 （2）丰富了中国军事报道工作的经验。
（3）促进了我国新闻工作和新闻业务的改进。 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
有些报道运用“合理想象”的手法来表现志愿军官兵的斗志与情感，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如，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就凭事后推测描写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活动。新闻界就“合理想象”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共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不能有“合理想象”的成分。通过对新闻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的讨论，加强了对新闻真实性的重视。
②从强调新闻报道的思想性入手，抓采访作风的转变。 ③重视对志愿军通讯员的培养。
195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志愿军总部合作出版的《志愿军一日》，文章的作者都是志愿军官兵，其中有将军也有司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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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生产宣传报道
1952年，党中央制订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和国家制订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
（一）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对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宣传报道
1951年至1956年，我国逐步完成了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新闻界对此进行了报道。 1、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道宣传
第一次冒进：
1951年9月，中共中央确立了关于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针——在农村实行农业互助合作。经过新闻界的宣传报道，全国的农民很快组织起业，建立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互助组。1953年，全国已有43%的农户组织起来，互助组发展到1000万个，农业合作社有1万5千个。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失误。
第一次反冒进：
1953年开始，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中央针对急躁冒进情绪进行整顿，经过检查，将不具备办社条件的部分合作社转为互助组。华北地区新发展的7691个合作社有2621个被转为互助组。
第二次冒进：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发表两次谈话，主张：要大力发展合作社，要分派数字，摊派下去。东北、华北农业数字要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1954年1月，《人民日报》在1954年新年献辞中提出了“摊派”数字。社论提出，“由于农民的要求和自愿组织起来”，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发展到35800个。
1954年10月，全国第四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召开，指定1954年至1955年春，全国的农业合作社要由10万个发展到60万个。
第二次反冒进：
1955年夏秋，毛泽东针对发展过快过猛，提出“停、缩、收”三字方针，决定浙江、洒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
第三次冒进：
1955年夏秋，主管农业合作化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邓子恢不同意到1956年春农业社翻一番的计划，坚持翻半番。为此，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被斥为“小脚女人”。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保守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55年9月，毛泽东主持编写了一本书《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该书先在党内发行，后来公开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用“本书编者”名义写了许多条按语，热情洋溢地赞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热情地推荐那些办得好的合作社，不厌其烦地指导办好合作社的办法，讽刺批判那些“小脚女人”，在他们的背上击一猛掌，使他们前进一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实现了新闻媒介与出版界的有机结合，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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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道效果，比起单纯的新闻报道，这种方法对运动所起的作用更直接，更快捷，加之该书的主编是毛泽区，因而作用越发扩大。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向过急过快方向发展。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互助组基本上都转成了初级社，许多初级社还没有办好，又匆匆忙忙地转成了高级社。办社中强迫命令、无偿平调等问题都出现了。1956年1月的一个月时间里，高级社的农户由只占农村农户的4%猛增到30.7%，年底增至96%，把原定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缩短为几年就完成了。农民的耕牛、农具入社时象征性地作价或干脆不作价，大社干部的瞎指挥、命令主义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
第三次反冒进：
针对1956年合作化运动过快过猛问题，1956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陈云的建议召开会议，明确了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确立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人民日报》曾刊载了刘少奇责成中宣部起草的《既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还发表社论《强迫命令办不好合作社》。——
结果：毛泽东对反冒进很不满意，认为反冒进反出了“右倾”。在他的干预下，反冒进很快就停止了。1956年冬开始，合作化运动又出现了高潮，全国的农户绝大多数加入了高级社，导致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2、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宣传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两步：
第一步，1954年以前，把资本主义转为国家资本主义，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切断私营工商业同原料市场、产品市场、销售市场的联系，限制了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供应计划和销售市场。
第二步，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对全国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原有私营企业中加入国家的公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资本家和国家共同所有，国家派遣干部，负责对企业的领导管理。这些企业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领导地位，这种企业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
新闻机构积极地报道公私合营，但一些新闻机构对公私合营的政策理解不好，宣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1）一些报纸美化资本家。将资本家个人发财的企业经营生平写成是“为朋友、为自己、为利群这个字号费尽心血”。
（2）某些报纸宣传实行公私合营后，资本家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资本家还在拿定息，还是存在的。
（3）有些报纸连续刊登通讯、消息，报道资本家把企业以外的资产、房屋、存款拿出来投入企业的举动。因为登得较多，并且有片面强调鼓吹的情形，在资本家内部引起了不少恐慌。
（4）刊登文章，不加区别地揭露资本家核心人物的发家史和个人生活史，增加了他们的顾虑，不利于团结争取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分化和孤立少数顽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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