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5）只报道公私合营的规模与声势，却不注意报道公私合营后对原私营企业的清产核资与定股。
（二）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
“一五”计划的要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一五”计划确立了156项重点工程，都是一些巨大工程。如鞍钢三大工程、宝成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宝兰铁路、成渝铁路、鹰厦铁路、康藏公路、青藏公路、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北京和郑州等地的15个棉纺织厂与飞机制造厂等等，无一不是耗资巨大的重大工程。
报道特点：
1、报道宣传建设规模巨大
为了说明工程规模之大，记者用一般读者比较熟识的事物进行比较。如，报道鞍钢大型轧钢厂的规模时，用两层楼房那样大形容轧钢机座子巨大，座子上一个螺丝钉竟重达2吨。
2、报道宣传工程的难度巨大
鞍钢轧钢厂的轧机长几百米，但安装时的误差不能超过头发丝那样精细。 报道宝成铁路时，记者指出，翻越秦岭的一段短短的13公里的铁路，就有46个隧洞、42架桥梁，要穿过8个曲线形、马蹄形和S形的隧道。 3、报道宣传建设的速度飞快
★“一五”计划的五年内，全国基本建设的土石方工程量，相当于修筑了56条万里长城。
★在“一五”计划的五年内，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中型以上的厂矿施工，每四天多就有一个厂矿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
★在钢、煤、电的发展速度上，美、英、德等国用了10—25年的时间达到的发展水平，我国从1952年至1957年就达到了。
（三）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突出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
1、建国初期对经济战线上先进人物的报道开始早，涉及的领域广。
在1951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闻媒介就报道了郝建秀、孟泰等人的先进事迹。“一五”计划开始后，先进人物的事迹更多了，如上海纺织工人裔式娟、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征服青藏公路的筑路英雄、长江大桥的总工程师、鹰厦线上的民工，带着农民改变山区面貌的李顺达等。
据统计，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劳动模范有155人，其中工业战线有98人，农业战线有57人，基本上都是首先由新闻媒介的报道而为社会所认识与推崇。
2、既写先进人物的成绩，也写他们的成长过程。
王崇伦：鞍山钢铁公司机械总厂的工人，8次改进生产工具，每月完成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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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定额为原计划的346.62%，一年完成了多年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人民日报》记者陆灏写的《王崇伦的故事》：
王崇伦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先进，他也闹过情绪，泡过病假，要过待遇。只是经过工人们及车间党支部的帮助、教育后，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进行技术革新。通讯在写王崇伦的时候，也写上了帮助王崇伦的人，如工会主席张成山、技术员胡延林、车间主任韩剑光、工人李海峰、郝国富，他的母亲和妻子。 3、讲究写作技巧。 福庚：《追老姚》
1956年春，福庚去采访天津农村邮递员姚濯新。作者骑车沿着老姚的邮路采访了邮局局长、农业社的饲养员、小学教师、窑厂工人、乡长、乡村老大娘，以及老姚本人，了解了不少老姚的先进事迹。如何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作者舍去通讯的通常写法，以“追”的方式把全篇材料组织起来，通过老姚邮路所经的机关、学校、农村的人们对老姚的评价和叙述，多方面报道了老姚全心全意献身邮政事业的先进事迹。老姚在通讯中始终没有出现，但文章从头到尾都在写老姚。通讯最后写到没有追上老姚，使人们对这位风里来雨里去的乡村邮递员的革命干劲有了进一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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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文化宣传报道
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动了3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化讨论与批判运动。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电影《武训传》的拍摄
电影《武训传》是描述清末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一部传记故事片，孙瑜任编导，1950年底摄制完成，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公映。
该片详尽地描写了武训不惜任人踢、打、鞭、骑，以乞资办学的苦操奇行，并把武训这种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受压迫农民的落后、软弱性格歌颂为“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德”，甚至把武训所走的道路与当时不断发生的农民武装反抗斗争并列，用农民革命斗争的失败来反衬武训“行乞兴学”的成功。
2、对《武训传》的宣传
配合着武训传的拍摄，全国报刊开始了大量的宣传。《上海大众电影》、《新闻日报》、《大公报》等连续刊登导演及主要演员的介绍文章、表演体会和连载画传等文。电影上映后，各地报刊发表的歌颂性文章多达一二百篇。
《光明日报》等报纸也曾发表过少量的文章对武训及《武训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没有引起重视，“武训热”向着颂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方向不断升温。
3、对《武训传》的批判
（1）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社论对《武训传》的批判是严厉的，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指出武训“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社论质问：“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社论批评新闻界和电影界：“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首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程度”。社论认为新闻界关于武训的宣传是“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的反动宣传”。社论要求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2）同一天（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专栏里发表评论，也是中央的命令，规定——凡是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做出适当的结论——即组织处理。
（3）《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由新华社当天播发，全国所有的大报毫无例外地全文转载。《人民日报》和全国其他报纸连续报道批判《武训传》的动态新闻，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和一些干部的检讨文章及读者批判武训的文章。从5月底到年底，全国大报发表重头批判文章一百多篇，和电影审批制作有关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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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都受到严厉的批评，并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
（4）江青还以“李进”的名义到山东堂邑县进行调查，调查团在6月的调查结论是，武训是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的长达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大流氓”的帽子，更是以流言蜚语为根据，无从证实的一个罪名。调查组认为武训经常为讨钱在地上打滚、学爬、出洋相等是流氓行为，并且揣猜当地可能有个流氓集体，武训可能是这个集团的头头。
显然，这些结论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
4、经验教训：
（1）对于文艺作品，尤其是那些在主题或题材上有争议性的作品，新闻媒介切忌进行大轰大嗡式的一边倒式的宣传，以免造成意识形态问题突出，使矛盾激化。
（2）对有争议的文学作品进行讨论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切忌动员全国的报纸进行声讨式的批判，以免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运动。
（3）学术争论切忌上纲上线，学术批评切忌简单粗暴。
（二）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红学研究的发展阶段：
（1）索隐派：五四运动之前，最初的红学研究者大多附会明、清交替之际的一些故事来解释《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
（2）新红学派：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使红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形成新红学派。此派学者考证确定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弄清了曹雪芹的身世，并对高鹗续书的经过进行考证，揭开了《红楼梦》的成书之谜。但是，新红学派在研究过程中偏重于繁琐考证，用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去印证《红楼梦》，把这部小说看成是曹雪芹的“自传”，贬低了这部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社会意义。 2、对红学研究的批判 （1）俞平伯的红学研究
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就是新红学派的一员。 1923年，他出版了专著《红楼梦辨》。
1952年，俞平伯对《红楼梦辨》一书作了修订，并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
1954年，俞平伯发表论文《红楼梦简论》。 1954年，《文艺报》刊载文章对《红楼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
（2）对俞平伯及红学研究的批判
几个月后，《文艺报》收到了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研究观点的来信，但被、拒绝发表。二人将文章转投给山东大学学刊《文史哲》，以《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为名，刊载于1954年第9期。
1954年10月，《光明日报》刊载了李、蓝的第二篇批评文章《评〈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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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毛泽东看到了这两篇对俞平伯的某些观点进行批评的文章后，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附上李希凡、蓝翎两人的文章，称赞“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要求开展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斗争。
1954年10月下旬，《人民日报》开始发表署名文章，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同时把对《红楼梦》的批判扩展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这场批判持续半年之久。 3、经验教训：
（1）错把学术问题当作了政治问题。许多批判文章，完全否定俞平伯的研究成果，把热爱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俞平伯当作敌人对待，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从事学术研究的积极性，使文艺创作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进一步升温。
（2）对胡适的批判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把胡适的早期活动与后期活动区别开来，完全抹杀了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成绩。
（三）对胡风的批判
1、对胡风批判的缘起 （1）胡风简介
胡风，建国前国统区的一位进步作家，193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加入“左联”，同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斗争，对进步的文化运动有过贡献。
但是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是错误的。1945年1948年，进步的文艺界两次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胡风也进行了反批评。建国初期，《长江日报》和《文艺报》刊登了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胡风不服。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政务院较交给党中央，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并提出反批评。 （2）对胡风批判的开始
1954年底，中央决定公布胡风的意见书，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
《人民日报》从1955年1月起，开始突出报道对胡风的批判，连续发表文艺界著名人士的批判文章。
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批判胡风。《人民日报》对此加以充分报道，除发表许多动态消息外，还发表了二十多篇文艺界人士的批判文章。但迄至5月13日，对胡风的意见书，一直是作为文艺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看待的，对政治上的进步表现是肯定的。 2、对胡风批判的升级
（1）所谓的“反党”集团
在批判活动中，舒芜向中宣部交出胡风解放前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5月13日，对胡风的批判骤然升级，《人民日报》刊载了经过分类整理加注的这些胡风的信件，加了标题《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为这批材料写了“编者按”，并断言：“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恨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责令“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都应当把信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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