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事业（1957-1965）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1957年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严重的失误。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犯有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些成绩和失误，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节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的新闻事业
一、“反右派”斗争的背景
（一）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分列 1、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 2、波兹南事件 3、匈牙利事件 （二）国内
1、1956年反冒进——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反冒进很快停止，1956年冬，又出现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用行政命令、过快过猛地变革了生产关系，从而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表现：1956年下半年，人民最基本生活品如粮食、肉类等出现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碰到许多困难，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2、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指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理论依据
3、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发展科学文化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此，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对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发表意见，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有些意见很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我们应当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政策前提
二、“反右派”斗争简介
1、1957年4月27日——1957年5月8日，开门整风阶段。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指示指出，要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执行的情况。从此，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批评与建议。
整风运动开始后，报纸把整风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中心工作来宣传报道。报
26
纸阐释了整风的意义、内容与方法。报纸还进一步开展“鸣放”，大力报道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人士举行的座谈会，向党领导的各个方面工作提出许多批评和意见。这很快发展成为“大鸣大放”。
在“大鸣大放”，也有一些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攻击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党天下”，要求共产党从各个单位的领导岗位上退出去，要求改组政府，让民主党派掌权。
章伯钧、罗隆基则提出“政治设计院”、“轮流坐桩”等谬论。 2、1957年5月8日——6月7日，引蛇出洞
在“大鸣大放”的情况下，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所有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这就是“引蛇出洞”的手段。
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放手“大鸣大放”，报道了大量的后来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意见，暂时没有反击。其他报纸，如《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在这一过程中，各报纸对某些错误意见不加选择地刊登出来，有的甚至突出某些偏激的、错误的意见。——这种做法不是以正面宣传为主，在舆论导向上存在问题。
3、1957年6月8日——1958年夏天，反击阶段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布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对反右派斗争做了部署。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开始。——卢郁文事件
社论公布了一封匿名信。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卢郁文，于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卢郁文认为，消除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隔膜，民主党派也得做出努力，主动向共产党靠拢。在此之后，就有人写匿名信来恐吓他。
社论指出：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国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社论提醒人们：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和工人
27
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 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开始了。报纸开始大量刊登文章，批判鸣放中的错误思想。这一斗争一直到1958年夏天才基本结束。在这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党报上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了大量“右派”分子，被批判的人中，大多数是被错划成“右派”的。仅《人民日报》从1957年6月到同年9月，点名批判的新闻界“右派分子”就有104人，其中的绝大多数，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被错划分“右派分子”的。
1978年9月17日，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各地各单位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进行了右派平反工作。至11月中旬，全国全部摘掉了55万右派分子帽子。
三、新闻业界的“反右派”斗争
在“大鸣大放”过程中，《文汇报》、《光明日报》表现得最为积极，“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文汇报》、《光明日报》受到的批判也最为激烈。 （一）《文汇报》的反右派斗争
1．《人民日报》有关《文汇报》定性的社论 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批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因而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此后，《文汇报》发表自我检查的社论《明确方向，继续前进》。
7月1日，《人民日报》进一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后简称“7·1”社论），认为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而且断定文汇报有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即“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它执行了“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把报纸的政治方向改变成了“资产阶级方向”，也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从组织上看，文汇报并不存在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浦熙修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被错化成右派。总编辑徐铸成也是被错化成右派。整个文汇报编辑部事实上没有一个右派分子。只有社外的罗隆基是后来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
2．《文汇报》的七大“罪证” （1）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
1956年底至1957年初，文汇报为贯彻“双百”方针，针对建国以来电影事业的发展问题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意见。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但也批评了讲讨论中“否定一切”的观点。
反击右派时，就有文章说：“在右派向党进攻的整个战略形势中，这是一声号炮，一场带有试探性的、但是规模相当大的前哨战。”
28
（2）关于鼓动“大鸣大放”的宣传
整风刚开始时，《文汇报》批评许多地方没有鸣放起来或者鸣放得不够。还发表文章，主张“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这些宣传在整风开始时对促进鸣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各地领导的批评过多。至于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也是违背党中央关于整风步骤的规定。
反击右派时，这些宣传被说成是“唯恐天下不乱”，“向党猖狂进攻”。 （3）关于“北大民主墙”的报道
文汇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的通讯《北京大学“民主墙”》，报道了北京大不学生采用大字报的形式帮助党整风的情况，还报道了辩论会的热烈情形，认为“像是海德公园一样”。报道介绍了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形式，并宣扬了“海德公园”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反击右派时，说这篇报道是“为右派分子张目”，“是一篇最最疯狂地向党进攻的反动报道”。记者被划成右派分子。 （4）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整风的报道
文汇报突出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鸣放过程中的一些偏激的意见。如有的消息标题是：《教师批评人民大学办得“四不像”》，《大学招牌中学内容小学教学方法》。有的消息还报道某教授的意见，说“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反击时，文汇报发表人民大学数千名学生的抗议书，说该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型大学，右派分子“为了在教育上夺取领导权就得行要打击人民大学”，他们“反教条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当成同义语来使用的”。说文汇报“造谣诬蔑煽惑人心”，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5）关于《草木篇》问题的报道
青年诗人流沙河1957年初在 《星星》诗刊发表组诗《草木篇》，引起不少批评。反右派前夕，流沙河进一步受到批判。当时联系到他的出身，说《草木篇》是“反动的嚎叫”，是“仇恨现实”，“敌视人民”的作品。文汇报发表访问记《流沙河谈“草木篇”》，报道了流沙河本人的一些意见。诗人承认自己的作品“有错”，“不健康”，但要求批评的人“要分清敌人和同志”，“要判明问题的性质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
反右派时，批判者说这篇访问记的记者“被这个仇恨人民仇恨共产党的‘诗人’俘虏了”，“把他的恶毒谎言全部接受下来”，说这篇报道“客观上起了翻案的作用”，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了反动宣传”。流沙河及记者都被错化成右派。 （6）关于“反动编排”问题
在“大鸣大放”过程中，文汇报在编排上对一些偏激的、甚至错误的意见尽量予以突出，而对一些正面的、重要的意见，却缩小其影响。例如，该报对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代表的消息，只用一栏的地位刊出。另外，对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则围以花边，显著刊出。
反击右派时则说，这些充分表明“新闻编排上的极其鲜明的反动性”。 （7）关于“左叶事件”的宣传 ①事情的经过
1957年4月17日，刘少奇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场负责维持秩序，与记者发生了冲突。在整风鸣放中，不少报纸报道和评论了这件事，批评左叶辱骂记者，从而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较在的反响。许多记者对此表示不满，有的地方的记者甚至
29
表示抗议，而且纷纷在鸣放中揭发记者受到的种种不合理待遇，要求尊重新闻记者。反击右派开始以后，说这年事报道失实，是右派“利用这个事件”，“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这就是“左叶事件”。 ②各报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最早发表《部长助理和摄影师》（5月7日）一文，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某摄影师拉了挡住镜头的部长助理一下，请他让开一点，部长助理扭过头来骂道：“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接着，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又向记者们说：“你们别挤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并说这是“传达别人的”话，即传达部长助理的话。
文章认为这里说的“你们”，是骂了所有在场的记者。文章不指名地批评左叶，说他“任意侮辱人是不道德的”。还说：“近来记者们在采访活动中受到的无理的限制、阴碍是很不少的，这几乎已成为北京新闻界的一种苦恼了。”
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再次报道这件事，内容大体一致，但公开点了左叶的名。《文汇报》还配发了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其中写道：“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不过社论也写道：“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卑视新闻记者的“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社论还批评部长助理说：“想不到通过你的大脑立刻反映到口上来的却是谁重要和滚出去。这是什么样的条件反射？”社论的结尾写道：“读了消息，更使我们感谢整风及时，感谢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的指引。”——有些过头，但还是拥护党及整风运动的。
《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要学会尊重人》、诗歌《官僚架子滚开！》，并配发了讽刺性的漫画。其他的报刊，如《工人日报》、《新民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也都发表文章，批评左叶。
《文汇报》等报纸还报道了一些地方的记者座谈会，纷纷揭露记者采访时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武汉、广州、重庆等地的记者就左叶事件提出抗议。
另一方面，也有少数文章，批评了记者在采访时不守秩序，不守纪律的不良作风。
③反击右派开始后的报道
反击右派开始以后，《人民日报》发表《“左叶事件”报道失实》（8月14日）一文，说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曾派员向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召集了一次专门座谈会，经调查核实，左叶并没有“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外交部新闻司的那位同志也没有“传达别人的”话，左叶只是态度急躁地说：“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不是说的“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其中写道：“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抓住这件事情，尽力地把它夸张、渲染，并且歪曲某些重要的情节，煽起了反动的火焰。”这件事之所以有广阔的市场，“原因是我们人民的新闻工作队伍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重要的教训是：“我们如果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的根本原则，坚持真实新闻的新闻自由，就能避免这次的错误。”
《文汇报》也发表社论《“左叶事件”的沉痛教训》，其中写道：“事实极为清楚，制造‘左叶事件’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是罪魁祸首。”
批评左叶的有关报纸和个人也都纷纷做了公开的自我检讨，最早报道和评论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