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的一些编辑、记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左叶”事件的一些基本情节，真相到底如何，一直未曾弄清。 ④经验教训 （1）“左叶事件”的缘起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只是个别领导干部与记者之间产生的一次小的冲突。当时一些报纸对左叶的批评，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有些宣传是偏激的，过头的。
（2）新闻界要求克服采访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取消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有合理的一面，但从整风角度来看，记者对自身不遵守纪律的不良作风，也应有自我批评。但在在鸣放过程中，新闻界一边倒，一味地要条件，而没有注意自我批评。
（3）在反右派过程中，“左叶事件”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混淆了两类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 （4）在当时，“左叶”事件的一些基本情节，真相到底如何，一直未曾弄清。当时报纸进行的批评与反批评，都有可能违背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
（二）《光明日报》的反右派斗争 1．《光明日报》简介
《光明日报》当时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主办的一张报纸。社长是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兼任的。总编辑是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他于1957年4月，即反右派斗争开始前两个月才接任总编辑的。
2．《光明日报》整风运动期间的报道 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大量报道北京和各地整风情况，派出记者赴各地采访。5月26日报道了北京大学“民主墙”。6月1日，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提出了“党天下”问题。6月2日，储安平的发言稿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光明日报》头版上发表。6月2日，该报头版还在显著地位发表《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失实报道。为了纠正这一报道的错误导向，《人民日报》于6月4日发表《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消息，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带有更正性质的报道。
《光明日报》最有特点的是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宣传。该报用显著地位宣传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问题。宣传中有夸大、偏激的地方。
3．反击右派开始后受到的批判
反击右派时说，这些宣传“恶毒地诬蔑了共产党”，“企图煽动民主党派篡夺和对抗党的领导。”
章伯钧、储安平，两人都被错化成右派。
四、新闻学界的“反右派”斗争
（一）第一次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1957年5月16日至18日）
在整风鸣放的形势下，1957年5月16日至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新闻界人士200多人。三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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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人发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关于新闻事业，特别是党报的性质、任务、作用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王中：随着社会的变化，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也要变化。可是，某些党委机关还是像抗战时期一样，因袭着长期把报纸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观念，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知识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党委考虑问题时偏重党性、指导性、思想性，如果不考虑到群众的利益，那就会脱离群众。如果人家觉得没有意思，没有兴趣，看不进去，报纸的什么“性”都没有了。
《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机关报往往成为某一机关的下属部门，而不是舆论机关。机关通过报纸发指示、命令。报纸是官方的，说的机关话，打官腔，使读者和报纸有一上的距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莫如俭：列宁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话已不适用了。因为现在已不是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期，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列宁的定义应再加发展，加上供读者消遣、求知作用和服务性等。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师陈诗经：新闻理论教学中的教条主义严重，讲来讲去，只不过那么几条。一个是五性一统，所谓五性，就是党性、阶级性、斗争性、群众性、思想性。所谓一统，就是五性都统一在党性之下。这个理论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五性一统把报纸工作中的新鲜活泼的东西都统光了。
2、对新闻工作的评价问题
王中：党报教条主义严重，是一副“铁青的面孔”，是“布告牌”。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现在的报纸有时实际上担负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法独立思考。 老新闻工作者顾执中：从解放以来的七年看一看中国新闻事业，显然可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但不懂得什么是报纸，连宣传也似乎并不熟悉。《人民日报》的副刊比去年改革前生动活泼多了，但读来仍不免觉得淡而无味。最近《文汇报》的复刊，轰动一时，即使迟一天，许多住在北京的朋友，还是要看它。因为它生动活泼，适合中国人民的口味，自然为中国人民所喜爱。 《新民报》副社长陈铭德：《新民报》解放后发行情况一直不好，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不顾读者的需要，一味盲目效法党报。去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原来任总编辑的一位党员同志调走了，编辑工作由几位老同志来主持，以轻松活泼的版面与读者相见，销数便扶摇直上，目前还有排队买报的。
老报人张友鸾：报纸有两种姿态，一种是，板起面孔，正襟危坐的严师；一种是，和颜悦色，无所不谈的良友。严师有一位就行了，良友却是愈多愈好。我们认《人民日报》做老师吧，别的报纸是否能够降格来做我们的朋友呢？
3、关于新闻自由与新闻体制问题
新华社总社邹震：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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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领导机关所有制报纸的特点是，有些话不便于讲，有些话不敢讲，有些话不准讲。领导机关的机关报是很难办的，它一定会脱离群众。希望党放手让编辑、记者办报。
顾执中：通讯社不能一家独放。实际上我们全国只有一家通讯社。我们又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其他民主党派，那么我们同时有几个通讯社又何妨。希望中宣部能鼓励各民主党报和人民团体办通讯社。
陈铭德：非党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非党报刊，能多办几种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4、关于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待遇问题
张友鸾：“记者是蜜蜂，不是苍蝇”。我们有理由、有必要，让那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正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对新闻工作者加以尊重。对那些人我们可以说：“记者不讨厌，不是好记者；报馆不闯祸，不是好报馆。”
顾执中：解放以后，对旧社会原有的老记者，几乎是一脚踢开，一概不要。中央宣传部对解放前的老记者从不做统战工作团结工作。他们纷纷改业，各找出路，而又病又老的记者，则听其自生自灭。在新闻工作中，宗派主义是存在的。
邓季惺：在采访新闻、纸张分配、进口机器、批准外汇、发行广告等方面，党报与非党报的待遇都有不公的地方。
《大公报》记者萧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上经常处于一种垄断的地位。种种不公平的对待使我们无从展开竞赛。
《文汇报》记者杨重野：把党报比作新生儿子，非党报纸只不过是螟蛉义子。 5、关于继承中国报纸的传统问题
陈铭德：旧中国也有一些进步的对民主革命多少有过贡献的报纸。它们有很多优点，不能一笔抹煞。
萧离：《大公报》目前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必须重视《大公报》的传统和特点，来研究一下怎么办。
（二）第二次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1957年6月24日至8月中旬）
反击右派开始后，1957年6月24日至8月中旬，召开了第二次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新闻界人士有400多人参加。这次会开展了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成为新闻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通过大会与小会结合的形式，批判的空气非常热烈。
会议重点追查“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内幕。结果没有查出一个“民盟右派系统”的事实。会上还追查了储安平与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
会议对王中进行了多次批判。认为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是他“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他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各地新闻单位进行宣扬、传播，企图用他的纲领来作为各地党报的指导思想，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甚至说，“他不是篡改一个报纸的政治方向，他是企图篡改全国报纸的方向”。结论是：他是“一个有纲领有行动的党内右派分子”。
在第一次会上许多发言的人，都被错化成右派分子，如顾执中、邹震、陈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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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莫如俭、陈诗经等。 （三）“7·1”社论对两次座谈会的评价
“7·1”社论对这两次座谈会是这样进行评价的：“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的方向。”——无限上纲。
五、反右派斗争时期新闻宣传的几点教训
1、新闻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
关于反右派的宣传，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这些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
2、要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应当吸取如下教训：
（1）不要采取“大鸣大放”的方式在报纸上开展批评。
整风鸣放时，一些报纸反映了许多好的和较好的意见，对帮助党整风是很有好处的。但报纸搞“大鸣大放”，片面地强调“揭露”，夸大了党和人民事业的缺点和问题，甚至报道失实，这不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不利于团结。 （2）不要采取“引蛇出洞”的手段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反批评。
至于“引蛇出洞”，则是对一些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进行了错误的反击，损害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3）批评与反批评切不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要分清两类矛盾。
在当时“左”的政治形势下，有些报纸在自我批评时，往自己头上乱扣帽子，这样的自我批评不但不能改正错误，反而会添乱。 3、既要反“左”，也要反“右”的错误。
4、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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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跃进”与“反右倾”中的新闻事业
一、“大跃进”宣传报道的开始
（一）背景
1、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高度膨胀。 2、党中央认为，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领导上骄傲自满，急于求成，未经认真的调查研究，就在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3、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一再批评，从而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大跃进”运动发生的一个前提。 （二）“大跃进”的提出
1958年，新闻媒介成了推动“大跃进”运动的有力的工具。
“大跃进”这个口号，最早在报纸上出现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社论提出要在生产建设上“来个大跃进”。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超英赶美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略设想。
1958年1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浙江日报》的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批评了“好像农业生产注定了不会大跃进，只能以爬行方式发展”的观点。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这样，在全国迅速造成了“大跃进”的舆论氛围。
二、“大跃进”中的宣传报道
（一）有关“大跃进”的宣传报道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落后状况的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各新闻单位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这条总路线。 1、关于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宣传
（1）关于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宣传，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放农业高产的“卫星”。 放“卫星”：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当时提出了15年赶上、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落后，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中国要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让钢铁或其他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农业生产卫星越放越高，越放越大。据当时的报道，小麦亩产高达7320斤，早稻亩产高达36956斤，中稻亩产高达60437斤。全国的新闻媒介采取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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