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伟大改革的开始。几个方面重大的社会经济变迁勾勒了城市经济的基本轮廓，知青们正是试图从中重新找到他们自己的社会位置。经济改革显著改变了机会结构，而且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渠道（Nee，1989）。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城市中失业的压力迫使中央政府将个体经营合法化，由此产生了一个不断扩张的私营部门（劳动政策法规司，1990a：159）。而且，在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中，与不同的职业和工作组织相联系的经济收益模式（如个人收入）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私营企业主和那些在非国营公司工作的人的收入，明显高于受雇于国有部门的人。我们正是在这个历史情境下，来解释上山下乡经历所产生的结果。
数据
我们分析了一个城市居民的代表性样本，该样本来自1993和1994年在中国20座城市进行的一项多阶段调查。我们选择了6个省份（河北、黑龙江、甘肃、广东、江苏和四川）。每个省份惯例上都代表了中国的一个地理区域。在各个省份，我们都选取了该省的省会城市代表该省的大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0）》（国家统计局，1990a），我们随机地抽取了中等城市（人口在20万到100万之间）和小城市（人口低于20万）。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以及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也包括在内。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与该城市在所在省份中的人口比重呈比例。在每个抽中的城市，我们采用系统抽样的方式选取了居民区和家户。在每一户，使用随机表选取一位年龄在25岁到65岁的成年被访者。如果这个被访者已婚，也要用同一份问卷访问其配偶。
关于每位被访者生活史的信息，使用一份预先准备的问卷进行收集。每位被访者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生育子女、工作地点、职业以及这些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这类信息，我们都是根据被访者的回忆收集的。我们也收集了他们的父母在研究限定的年份在教育和就业经历方面的信息。在我们的研究中包括了配偶双方；我们假定被访者在其婚前经历了他们上山下乡的事件。因为我们对那些在文革期间参加工作的人们的生命历程经历感兴趣，所以在我们的分析中，只包括了那些在1967年到1978年期间参加工作的被访者。删除了变量共变中有缺省信息的个案，我们的数据中包括2793个个案，其中855个个案曾经下过乡。
研究设计
因变量
下乡与返城。关于下乡事件的信息，是通过询问被访者在他们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工作地点的属性和职业的类型获得的。如果被访者是在农村就业的，我们就询问他或她，是被送下乡的，还是在农村长大的。为了区分农民子女和那些被从城市送下乡的人，我们也用到了父亲工作地点的信息。我们从研究中排除了农民子女。为了测量返城的情况，我们考虑了返城的各种形式：在城市找到工作、被大学录取或者参军。
后来的生活事件。为了考察下乡经历所产生的后果，我们关注了一系列重大的生命历程事件：（1）结婚年龄，（2）初育年龄，（3）参加工作时的文化程度，（4）在城市就业时初职的类型。
收入。为了评估被访者的经济状况，我们使用了消除通胀因素后的“总收入”（基本收入、奖金及兼职收入）。为了对收入进行分析，我们选择了三个年份：1978年——上山下乡政策被废除的前一年；1987年——城市改革处于开始阶段的一年；以及1993年，在我们的样本中收集到所有被访者完整信息的最晚的一年。因为我们只比较了一直留在城市中的群体和那些经历了上山下乡后又返回城市的群体，所以我们的研究中排除了那些在本研究涉及的这些年仍然留在农村的人。
自变量
文化程度。我们对教育的测量分为三个层次：初中及以下（参照类）、高中和大学。我们把“中专”（技校）并入“高中”，把“大专”（社区大学等）并入“大学”。
社会出身。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是社会出身的指标。我们用一组虚拟变量来标示父亲的文化程度：初中、高中和大学，并把只接受过初等教育或者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父亲作为参照类。
为了将父亲的社会政治地位操作化，我们创设了一组关于父亲职业的虚拟变量。我们收集了本研究涉及的年份中父亲职业地位的信息——父亲最早工作的年份、1965年、1975年、1978年、1986年和1993年。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在每个被访者下乡或返城之前，时间上离这些事件最近的有关父亲职业方面的信息。我们把父亲的职业划分成如下五种类型：高级干部、低级干部、高级专业人员、低级专业人员，以及工人（参照类）。在社会主义中国，干部（管理者和官僚）是官僚阶层的组成部分，拥有比专业人员更高的政治地位。中国的官僚体制主要分为四层：部、局、处、科。我们把处级或处级以上的干部定为高级干部，把科级及科级以下的干部定为低级干部。在中国的体制内，专业人员包括诸如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和技师等几个层级（在其他专业领域中，则有与此对应的层级）。我们把处于“工程师”或“工程师”以上的专业人员定为高级专业人员，把“助理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以下的专业人员定为低级专业人员。2[2]
为了进一步考察政治选拔机制，我们也使用了一个可以替代社会出身的测量指标，其依据便是官方为每个家庭贴定的标签——阶级成分（家庭出身）。这个标签根据当事者本人父母或祖父母在1949年之前社会阶级的情况来对个人的进行阶级定位。这个标签可能与父亲现在的职业相符；但是，它是直接由国家规定的，在毛泽东时代构成了鉴定政治身份时最重要的根据。在1979年正式废除家庭出身之前，个人在申请入学、招工、提干的时候，按照规定，都需要汇报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们使用下列四个虚拟指标来代表家庭“阶级成分”：（1）工人/贫农；（2）干部；（3）中间阶级（小工商业者、中农以及知识分子）；以及（4）“剥削阶级”（大工商业者、地主、“右派”、“坏分子”等等）。这里把中间阶级成分作为参照类。
由于对父亲的职业地位与家庭的阶级成分的测量可能有重合，所以我们使用这两个可相互替代的指标去估计不同的模型。“阶级成分”指标比职业类型更宽泛，与文革时期政治选拔标准有关。而另一方面，父亲的职业地位则更直接地测量了当时拥有的社会政治地位（比如干部地位）的情况。
单位性质。在中国，工业组织与国家间的所有权关系标志着其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的地位（Bian，1994；Lin和Bian，1991；Walder，1992）。在国有部门中，我们区分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public organization）和国营企业（中央政府所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几个类型。在非国有部门之中，我们区分了集体企业（通常由地方政府监管）、私营企业以及合营企业（产权混合，例如集体产权和私营产权混营，或者国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几个类型。
地区差异。谢宇和韩怡梅（Xie和Hannum，1996）提请人们在理解各种中国城市生活经济体中的城市生活时要注意地区间的差异。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以两种方式考虑了地区差异。
首先，上山下乡政策部分是政府对失业问题的反应。因此，我们认为上山下乡事件发生的概率随着各个地区城市经济和就业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各城市就业机会变化的具体信息，对于分析下乡和返城事件十分重要。我们设计了测量城市就业率在连续两个年份变化的指标。3[3]该指标定义如下：
ΔNi,t = ( Ni,t –Ni,t-1 ) / Ni,t-1
其中，Ni,t 指省份i 在t年的城市就业人口数，Ni,t-1指同样的统计量，只不过时间是在t-1年。ΔNi,t 测量的是特定省份连续两年内城市就业率的变化。各年度劳动力的信息取自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国家统计局，1990b）。对于特定年份，我们使用3年移动平均法消除随机波动。因为我们只是使用有关就业机会的信息去捕捉结构性的变化，所以在分析下乡和返城时，我们并没有引入测量居住地的变量。
其次，在分析改革时期的收入时，居住地成了城市经济类型和整个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了控制地区差异，我们引入了一组虚拟变量，标示被访者所在的省份和不同城市规模的居住地。
另外，我们还使用性别和工龄（以年份表示）来测量个体背景特征。我们也考虑了兄弟姐妹的个数，以控制上山下乡时期国家政策允许每个家庭可以在城市留下一个孩子这种情况的潜在影响。为了分析收入，我们引入了一个变量，测量知青在农村驻留的时间。由于这个变量与参加工作的时间部分重合，对于下乡的群体，我们从参加工作的时间中减去了下乡的年数。
遇到有关父亲的文化程度、职业或家庭阶级成分信息缺失的情况，我们使用虚拟变量来标示缺省值。其他变量有缺失值的个案则被从特定模型估计中删除。附录A报告了被访者参加工作以及1993年的时候的描述性统计信息。4[4]
模型和方法
在分析下乡和返城事件时，我们使用了适用于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的Logit模型（Allison ，1995）。事件史模型可以让人们结合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time-varying covariates）来解释事件发生的概率。而且，因为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内，在参加工作的问题上存在不容忽视的时滞（delays）现象，所以，任何特定年份“风险集”（risk set）中都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比如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而事件史模型则能够恰当地包容这样的信息（Tuma和 Hannan，1984）。模型采取如下形式：
log [ Pit / ( 1 - Pit )] = x (t ) ′β
其中，P 指的是假定某个事件尚没有在个体 i 身上发生时，该个体在时间 t 经历这个事件的条件概率，x 是一组时变变量的向量，β是相应参数估计值的向量。
我们使用皮尔逊卡方检验的方法来验证零假设：在那些留在城市中的人和那些经历下乡后返城的人之间，在主要的生命历程事件中，观察不到实质的差异。在对收入决定因素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中纳入了被访者的背景特征作为协变量（covariates），如文化程度、职业、单位性质以及居住地。
“上山下乡”事件的历史模式
我们先来描述一下文革期间上山下乡事件的历史模式。图1报告了从1967年至1978年对初职风险率（hazard rate）的估计。这里的风险率测量的是那些在“风险集”中的人（比如完成教育的个体）当年进入某种特定类型工作的几率。尽管上山下乡政策在1968年底之前并没有开始执行，但上山下乡运动在1967年就已经发起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在1968年开始的，这体现在1968年和1969年之间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率达到顶峰（粗实线）。注意在高峰年份（1968年和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影响到更广泛的群体，包括1966年至1969年积压的中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进入其他类型工作去向的风险率表明城市中不同工作的机会。正如人们所能看到的，1970年代，城市中的工作机会普遍减少了。
图2显示了知青返城的风险率。在1979年正式取消上山下乡政策之前，部分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城市。1979年的高峰反映了上山下乡时代的终结。大多数知青在1980年代早期返回了城市。1980年代中期风险率的降低符合城市改革开始这一情况，那个时候，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减弱了。因此，城市改革可能为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人回城创造了新的机会。注意，尽管1980年代出现的第二个高峰也较高，但这个高风险率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仍然处于风险集（即仍然留在农村）中的个体数量相对较小所致。
进入不同类型工作以及返城风险率的变化，表明下乡政策的贯彻执行，在各个时期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对各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也不是整齐划一的。
国家政策对社会群体不同的影响
谁最有可能被遣送下乡？
我们考察了文革的孩子们是如何被分配到最初的两个工作中去的：是在城市里工作，还是被“遣送”到农村。在我们的模型中，纳入了测量社会出身、个体背景特征、城市工作机会以及兄弟姐妹的个数的变量。我们分析了1967年到1978年整个时期，以及1967-1971年、1972-1978年细分的两个时期下乡事件的概率。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第一个时期参加工作的城市青年经常被称作“老知青”，而第二个时期参加工作的城市青年则被称作“新知青”。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72年，大学重新开始了有限的招生。而且，在第二个时期，执行下乡政策也允许各地有更大的差异。这些变化为那些经过挑选的知青进入大学和重新在城市就业提供了机会。分别对这两个时期进行分析，可以让我们发现在沟通国家政策与个体生活机会的分层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
表1报告了对被遣送下乡的概率的最大似然估计（以对数发生比的形式表示）。模型A中包括了父亲的职业，作为测量社会出身的指标；模型B使用了父亲的阶级成分作为替代测量指标。
总的模式。第一栏中的分析考察了文革期间（1967-1978年）被遣送下乡的各个决定因素。表1（模型A）第一列中的估计值表明，被遣送下乡的概率随着被访者的年龄而减小，但性别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下乡政策对男性和女性都产生了程度相近的负面影响。
表1：对“下乡”事件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1967-1978年参加工作的中国城市青年 1967-1978 1967-1971 1972-1978 自变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量 截距 -2.295*-2.271*
.748** .780** .530 .468
* *
（.205） （.228） （.376） （.420）
（.280） （.309）
年龄 -.222** -.223** -.012 -.014 -.237** -.239**
（.010） （.010）
女性 文化程度
（.014） （.014） .040 .030 （.102） （.102）
（.019） （.019） .054 .062 （.112） （.112）
.049 .052 （.075） （.075）
高中
.593** .590** （.081） （.081） .222 .216 （.347） （.347）
-.000 -.011 （.129） （.129） -1.329* -1.355* （.594） （.595）
.927** （.115） 1.081* （.435） .938** （.115） 1.126** （.436）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