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父亲
的文化程度
初-.194 中
（.114）.098
（.141）高.379** 中
（.139）
大学
父亲 的职业
高-.054 级（.186）干-.123 部
（.121）.010
（.242）低.078 级（.149）干部
高级专
-.211
（.113） .077 （.140） .369** （.131）
—
—
—
—
.019 .148）.398* .193）.365 .190）.137 .243）-.327 .186）-.120 .328）-.177 .213）-.045 （.147）.271 （.191）.243 （.178） —
—
—
—
-.532** （.185）-.217 （.211）.231 （.206） -.132 （.293）.117 （.162）.192 （.365）.344 （.212）-.448* （.183）-.042 （.208）.453* （.196）
—
—
—
—
（ （ （
（ （ （ （
业人员
低级专业人员
家庭 “阶级成分”
革—
命干
部
—
工人/—
贫农
“剥削阶级”
兄弟.043 的个（.028）数
-.083 .144）-.053 .112）.500 .277）.043 .028） —
.155 （.188）-.060 —
（.144）.166 （.368）—
.013 .013 .037） （.037）
—
.199 （.232）-.114 —
（.184）.612 （.427）—
.074 .071 .043） （.043） （ （ （
（ （ （
姊妹的个数 城市劳动人口百分比变化 父亲文化程度缺省值 父亲职业缺省值
.044 .046 （.027） （.027） -.106** -.107** （.013） （.013）
.029 .031 （. 036） （.036） -.116** -.117 （.017） （.017）
.048 .044 （.041） （.041） -.040 -.037 （.022） （.022）
-.026 -.147 （.170） （.155）
-.053 -.221 （.215） （.195）
-.204 -.381 （.288） （.266）
-.223 （.133）
—
-.294 （.169）
—
-.373 （.225）
—
家庭背景缺省值
—
-.279 （.273）
-
-.158 （.334）
-
-.444 （.482）
χ2a 975.5** 976.1** 90.0** 85.2** 314.5** 313.0**
自由16 15 16 15 16 15
度
事件755 755 417 417 338 338
数
注：括号中的数为标准误。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初中及以下”；父亲的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小学及以下”；父亲的职业的参照类是“工人”；家庭阶级成分的参照类是“中间阶级”。
a. 与没有协变量的基本模型相比照。 * p<.05 ** p<.01（双尾检验）
对高中毕业生来说，被遣送下乡的发生比（odds）比那些初中生或更低文化程度的青年（参照群）高出81%（e.593=1.81）。大学毕业生和参照群之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因此，这表明，上山下乡政策尤其对高中毕业的城市青年产生了影响。
这里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就是社会出身在传导不利的国家政策的影响时所起的作用。在模型A中，我们纳入了父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出
身的指标。政治因素作用最显著，因为父亲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具有显著更高的概率被下放农村。这个群体下乡的发生比要高出参照群体（他们的父亲只具有初等文化程度或没受过教育）46%。这个研究结论与这个时期歧视知识分子的国家政策是相符的。
在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父亲的职业（如干部地位）与政治地位紧密相关。在这个时期，在父亲的职业地位对经历下乡事件概率的影响中，我们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差异——高级干部不能帮助其子女免受不利的国家政策之害。
不出所料，经历下乡事件的概率与城市工作机会紧密相关。城市工作机会的增加降低了被下放农村的概率。兄弟姐妹的个数没有显著的影响。5[5]
在模型B中，我们估计了家庭阶级成分对于下乡事件的影响。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剥削阶级”的子女更可能被下放农村，其显著性水平达到了边际值（p<.10）。这个群体被遣送下乡的发生比要高于中间阶级（参照群）的子女65%。这再一次符合了当时国家推行的划分家庭阶级成分，对不同社会群体差别对待的情况。其他的变量显示出与在模型A中相似的效应。
变量在两个时期比较。表1中的第2、3栏报告了对1967-1971年和1972-1978年两个时期各变量效应的估计。比较这两个时期，我们发现在较早的那个时期（1967-1971），当上山下乡的政策严格执行的时候，如果不计社会出身的话，不同的群体间在下乡的比例上鲜有差异。然而，在第二个时期，选择机制出现了。比如，在1972-1978年，父亲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模型B）被到农村的比例，显著高于那些父亲只接受过初等教育或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孩子。我们猜测这是因为，1970年代，激进的政策倡导“新教育体制”下的大学教育要深入到车间和农田的生产过程中去。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与第一个时期相比较，在第二个时期，城市劳动人口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个研究发现表明，随着时间推演，当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制度化时，它变成了一种政治仪式，执行的时候不再考虑城市工作机会如何。
回城
在1979年之前，多数知青被迫留在农村。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允许某些个体回到城市的渠道是存在的。通过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对能带来种种好处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我们分析了1967-1977年以及进一步细分的两个时期中返城事件的概率。表2报告了对这些分析的最大似然估计。6[6]
表2：“返城”事件Logistic回归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1967-1977年“上山下乡”的中国青年 1967-1977 1967-1971 1972-1977 自变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模型A 模型B 量
截距
-4. -4.577*714** * （.779） （.802） .034 .029 （.042） （.042） .287** .276** （.050） （.049）
-5.919** -7.535** （1.930） （2.059） .087 .107 （.105） （.105） .551** .516** （.185） （.179）
-4.425*
-4.110
*
（.894）
（.869）
.031 .023 （.046） （.046） .238** .229** （.058） （.057） 年龄 在农村的
时间 女性 -.032 （.133） 文化
程度
高.626** 中
（.162） 1.741**
（.348） 大学 父亲 的文化程度
初-.237 中
（.201） -.425
（.286） 高.036 中
（.235）
大学
父亲 的职业
.052 .132）
.637**
.161） 1.709** .350）
-.130
.196） -.271 .277） .005 .225）
-.832* .354） -.656 .412） 3.800** .963） -.491 .484） .050 .601） -.192 .545） .839* .353）
-.647 .407） 2.999** .908）
-.160 .456） .397 .628） .198 .586）
.096 （.146）
.563* （.177）1.503** （.378） -.175 （.222）-.542 （.319）-.014 （.259） .079 （.057）
.578** （.176） 1.519** （.383）
-.101 （.217） -.384 （.307） .041 （.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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