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著不同。然而，描述性统计表明，与那些留在城市中的人相比较，那些具有下乡经历的人在地位较高的单位和职业中（政府和/或事业单位；干部以及专业职业）趋向于拥有相近的比例。这可以部分归结为知青中较大比例的人获得了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以进入这些单位和职业。
总结。总而言之，我们的证据表明，下乡经历对那些知青以后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被访者在农村呆的时间越长，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也越严重。然而，在农村的经历也可能激励了知青们改善他们社会处境的决心。他们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他们在地位较高的单位和职业中工作的比例较高，都体现了这一点。
收入的决定因素
下乡的经历对于后毛泽东时代个人收入有什么影响？我们的因变量是被访者总收入（包括基本收入、奖金、以及兼职收入）的对数。在我们的模型中，纳入了测量性别、工作经验、文化程度、职业、单位性质以及居住地等变量。为了检验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变化，我们估计了三个年份（1978年、1987年和1993年）的收入模型。为了在有和没有下乡经历的群体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创造了一组交互变量，以测量下乡经历对收入另外的影响。这些交互项可以让我们发现下乡经历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到个人收入。
1978年收入的决定因素。表4中的第一列报告的即对1978年的时候收入决定因素参数的估计值，这一年的前一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正式废止。在这个分析中，有301位被访者在1978年之前返回了城市。
1978年，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一年，女职工比男职工的收入平均要少11%。工龄（通过对就业年数一阶和二阶效应测量）对收入有负向的影响。但是，只有二阶效应统计上显著。1978年的时候，对人力资本（通过文化程度测量）还没有显著的回报。由于我们的样本中只包括一组青年队列，所以，到1978年的时候，对工作经验和人力资本的回报可能还相当有限。
那些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工作的被访者的收入，都显著高于那些在集体企业中工作、没有下乡经历的人（参照类）。8[8]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没有什么差异。只有服务业工人的收入显著高于没有下乡经历的产业工人（参照类）。由于私营企业主数量很少，我们在这个分析中略去了这个群体。
下乡的虚拟变量的效应所显示出的结果表明，下乡事件在1978年的时候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在农村呆的时间长短也不影响收入。在考察交互效应时，多数协变量（单位性质和职业类型）对1978年的收入呈现负向的影响，但是这些效应不够显著，这表明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下乡的经历。在下乡政策被废止之前，那些较早返城的人中较大比例获得了较高的学历文凭，其中许多是高干子弟（参见表2）。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其父母的政治资源可能帮助他们重新找到较好的单位和职业，并因此减轻了下乡经历所带来的负面后果。
1987年收入的决定因素。到了1987年，多数知青已经回城好几年了。中国的城市正处于从1985年已经开始的激动人心的改革进程之中。因此，在我们的分析中，收入的决定模式既体现了下乡经历的影响，也体现了正在进行中的城市改革的影响。
与1978年的模式相比较，性别间的收入差异增加了，但是在1987年，工龄和文化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表4第2列）。与受雇于集体企业、没有下乡经历的
人（参照类）相比，那些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有更高的收入；与那些在合营企业中的人相比也是这样。在所有的职业群体中，私营企业主收入最高。这些结果体现了城市改革初期的影响。在这场改革中，与那些在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中工作的人相比，工业和服务业组织中的分权使得职工们拿到了更多的奖金（Walder，1989）。在各职业群体之间，干部、专业人士和服务业工人所得要多于产业工人。
主要的协变量和下乡经历之间交互项的效应与在1978年的情况类似，没有显示出对于返城青年的经济状况，至少是对于作为测量指标的个人收入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考虑到这些知青们所经历的社会错位（social dislocation），这些结果不免多少有点令人感到惊奇。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是，在1980年代，政府采取了政策，扶植知青在城市就业（劳动政策法规司，1990b：371-74）。最有意义的一项政策规定是，在工资定级和晋升的时候，知青在农村呆的年头要计作工龄。这些政策可能有助于减少两个群体间收入的差距。
1993年收入的决定因素。到了1993年，影响收入的变量中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表4中的第3列）。总的来说，不同性别在收入上的差异再一次拉大了，但是经历过下乡的女职工与没有下过乡的女职工相比，收入显著要高。这表明，有下乡经历的女工人在改变其社会地位方面要比那些留在城市里的女工人更积极。在1993年，大学教育与更高的收入显著相关。
到这个时候，单位性质也重要起来。对于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来说，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和合营企业中工作的人，与那些在集体企业中工作、没有下乡经历的人（参照类）相比，收入都要高。不过，对于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央政府所属企业以及集体企业中工作的知青来说，收入明显要比在相同性质的单位中工作的同事们低。例如，对于一位知青来说，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从他或她在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上得到的收入回报只是-.087（.240-.327）。即使是有下乡经历的私营企业主，相对于那些没有下乡经历的同行来说，收入也较低。就有无下乡经历来说，不同职业之间收入没有显著差异。9[9]
小结。3个年份知青收入决定因素的变化，揭示出毛泽东时代之后发生在中国城市中意义深远的变迁。在文革的孩子们中间，最近几年，受过高等教育已经成为获得较高收入的一项重要影响因素。现在，与产业工人相比，干部和专业人员显然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单位性质对于决定经济状况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私营部门的崛起对于收入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城市各职业群体中，私营企业主现在的收入最高。这些情况反映了再分配制度和市场机制共存其中的多面向的改革进程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基础性的变迁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到知青们的经济状况。直到前些年，还没有证据表明，下乡的经历造成知青们明显的收入差距。我们认为这非常可能是由中国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新经济部门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扩张已经创造出各种工作机会，为获得经济资源开辟了渠道（Nee，1989）。而且，在1980年代，国家采取了有关社会政策，让知青们在城市中顺利地重新找到工作，并在工作单位中为知青们提供平等的机会。
具有讽刺的意味的是，在1993年，由于单位不同而造成的知青们收入上明显不利的情况，也反映了最近几年经济改革的影响。不同性质的单位之间形成差异，是与各类工作组织从指令经济中摆脱出来的趋势相一致的。最初那些曾帮助知青们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政策，因为国家的弱化，效力可能已经遭到了
削弱。结果现在，在城市劳动力中，缺乏工作经验变成了一个影响知青经济状况的突出因素。所以，最近几年收入上的差距，显示出了一种由不利的生命历程经历造成的持久效应，一种似乎伴随着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一起加速演进的效应。
表4. 对1978年、1987年和1993年收入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的估计：1967年至1978年参加工作的中国城市青年
自变量 1978 1987 1993
截距 3.386**（.540） 4.627**（.398） 4.628** （.240） 女性 -.121** （.022）-.188** （.025） -.207**（.021） 工龄 -.035 （.023） .012 （.020） .015 （.014）
2
（工龄）/l00 -.060** （.023） .008 （.026） .010 （.022）
文化程度 高中 .043 大学 .082*
-.030
（.025） -.002 （.038）
（.025） .009 （.029）（.058） .043 （.050）
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111*（.050） .045 （.052） .201**（.043） 事业单位 .103*（.049） .067 （.053） .271**（.045） 中央政府所属企业 .183**（.034） .153**（.039） .302** （.034） 地方政府所属企业 .142**（.033） .127**（.038） .155**（.034） 合营企业 .252**（.054） .146*（.059） .203**（.048）
a
私营企业 —.501**（.065） .575**（.053）
职业
干部 .039 （.047） .073 （.042） .013 （.055） .113**（.035）
.141**（.043）.092* （.045）.076 （.055）
.038
.201**（.034） 专业人员 .109**（.037） 办事员 （.043） 服务业工人 （.032）
.080* （.039） .043
与下乡经历的交互项 下乡（下乡 = 1） -.326 下乡时间 （年） （.005） 女性 × 下乡 （.039） 工龄 × 下乡 （.031）
2
[（工龄）× 下乡] / l00 （.042）
-1.903 （2.747） -.043 （1.000） （.576）
-.009 （.014） .002 （.007） -.003
.097 （.061）
.080 （.048） .084*
-.072 （.114） -.006 （.047） -.029 -.056 （.117） -.007 （.056） -.035
文化程度： 高中 × 下乡 .016 （.073） -.054 （.057） （.047） 大学 × 下乡 .095 （.130） .030 （.089） （.071）
单位性质： 国家机关 × 下乡 -.334 （.242） .156 （.129） -.327**（.111） 事业单位 × 下乡 -.031 （.256） -.007 （.129） -.285* （.113） 中央政府所属企业 × 下乡 -.201 （.238） -.017 （.116） （.104） 地方政府所属企业 × 下乡 -.260 （.240） -.035 （.115） （.105） 集体企业 × 下乡 -.167 （.231） -.028 （.104） -.222* （.090） 合营企业× 下乡 -.239 （.157） .169 （.107） （.096） 私营企业 × 下乡 — -.212 （.201） -.373**（.138） 职业： 干部 × 下乡 .165 （.193） -.146 （.127） （.095） 专业人士 × 下乡 -.264 （.194） -.099 （.131） （.100） 办事员 × 下乡 -.l56 （.212） -.172 （.137） （.104） 服务业工人 × 下乡 -.010 （.202） -.175 （.125） （.094） 产业工人 × 下乡 .014 （.168） -.073 （.109） （.081） 2 R.247 .247 .418 被访者数 （总 / 下乡） 2,217/301 2,391/673 2,702/755
-.005 .046
-.219 -.187
.026
-.021 .035 .159 .035 .019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文化程度的参照类是“初中及以下”，单位性质的参照类是“集体企业、无下乡经历”，职业的参照类是“产业工人、无下乡经历”。
a. 由于这个群体成员太少，故分析中略去。 * p <.05 **p < .01 （双尾检验）
讨论
历时12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历程。对于研究国家政策如何影响生命历程，研究社会分层过程如何传递这些影响，以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如何能影响到以后的生命历程和经济状况，这个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背景。
我们的研究指出，国家及其政策变化对于中断和重构个体生命历程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关就业模式和从农村返城的证据表明，当一个集权的国家通过高度动员去贯彻其政策时，没有哪个社会群体能抵制其对他们生活的入侵。在不同社会出身的孩子们中间，被遣送下乡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上山下乡政策对所有社会群体不加选择地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以至于官僚阶层抵制国家政策的能力实际上也受到限制。知识分子家庭和“剥削阶级”成分的孩子尤其成为主要目标。这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是一致的。
不过，社会出身对于较早返城的概率也存在显著的影响。当政治高潮消退之后，与其他职业群体的孩子相比，高级干部就占据了优势，可以通过让孩子尽早回到城市，减弱国家政策不利的影响。较早返城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发现表明，与那些下乡时间较长的青年相比，那些下乡时间较短的青年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事件中境况显著要好。1977年以后，干部和专业人员的孩子在升学方面尤其占优势（Zhou，Moen和Tuma，1998）。既然在改革时期，学历文凭对于地位成就和经济状况来说很重要，那么，由此观之，文革中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似乎只是暂时打断了社会阶级再生产的过程。这些研究结论让我们认识到，在沟通国家政策和个人生活机会的互动中，社会分层结构与过程一向十分重要，即使是在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中也是这样。
国家政策诱致的社会变迁对个体后来的生命历程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把没有下乡经历的中国青年和那些在农村忍受了长短不一的时间的青年相比较，我们在他们主要的生命历程事件中发现了显著的差异。上山下乡这一历史事件对那些具有长期下乡经历的人尤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结婚生育都明显被耽搁了。与那些只在农村呆了较短时间的人相比，当回到城市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很少处在有利的位置（就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来说）。至于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总得来讲，下乡经历好像在我们分析的3年中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然而，1993年，单位性质和下乡经历交互作用的显著效应表明，下乡经历不利的后果在最近几年出现了，而且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更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结论也揭示出下乡经历所具有的某些积极后果。比如，当与城市青年比较时，知青们在1977年后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较高。部分是由于他们所取得的教育成就的原因，这些知青，尤其是那些在农村呆的时间较短的知青，更有机会在城市中找到称心的工作（职业类型和单位性质），尽管他们在城市的工作经验较短。有下乡经历的妇女也比那些留在城市里的妇女拥有更高的收入。
我们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可以解释下乡经历产生的这些积极后果。首先，在经济改革时期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对于重塑知青回城后的生命历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城市经济的扩张，也为知青们在城市重新定位铺平了道路。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私营企业）和新的经济部门（服务部门的发展），这可能减轻了下乡经历的某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