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试吸收各种有用人才。也鼓励下属推荐， 称职者，寻亦黜之”，就是如果不称职，马上就会被罢免、刑诛甚至于被杀。
“挟刑赏之柄
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就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 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人才，另一方面，明察善断，严格考察人才。所以当时能够把 一些最优秀的人才，吸收到自己的周围。武则天不仅在当政时吸引一批优秀人才，像李
昭德、狄仁杰、娄师德、李峤、徐有功等，对当时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还为“开元之 治”准备了人才。开元二十二年以前，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都是 武则天培养和选拔的。没有这些人，就没有“开元之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武则天 对这些人才的正确的培养和选拔，也就没有“开元之治”。
唐代知贡举的官员与被录取的进士结成了座主、门生的关系，成为唐后期政治生
活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宋太祖有鉴于此，实行殿试，把取士大权收归皇帝，以防止知 贡举官员与及第举人结党营私。考试时还实行锁院、封弥、誊录制度。
北宋开始扩大录取名额，还对多次参加科举没能及第的士子实行特奏名的制度，
授予他们出身和官职。进士考试合格的，不需要经过再考试，直接授官，实现了出身、入 仕的合一。录取时按成绩分出名次，按不同名次授予不同官职。虽然选举合一，但出身 仍然是多样化的。
明朝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级别。未进学的士子考中后人府州县学
读书，称为生员，又称秀才。生员优异者可选送京师国子监就读，成为贡监生。生员参加 乡试，合格者即为举人。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殿试，被录取者为进士。监生、举人、进士都 享有选官资格。
至于授予进士、举人的官职，完全贯彻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并且拉大了所授官位
的距离。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二、三名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一般可授知州、知县。 比宋更加优惠。
清朝基本沿袭明朝选官制度。
三、选官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一）科举考试的标准问题
唐初进士科只试策，考时务策五道，其中包括经、史、时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包含 了对官员在文化和学识上的三项基本要求。这与过去单纯强调经术，或片面强调文史 法律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在当时，就是从今天来看，也是具有很高的认识水平。这与 唐初唐太宗所重用的主要官员大多具备这样的素质并且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有密切 的关系。只是在具体实行上看重的还是文章的好与不好，并没有把这些作为真正的要 求。
唐后期围绕诗赋、策问的争论，宋的经义，明的八股文，以及儒家经典由以《五经》 为主转变为以《四书》为主，都与科举考试的录取标准有关。
从唐到宋，考题越来越难，主要是随着应举人数不断地增加，科举考试已经不把选
拔优秀人才作为第一目的。考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多数人排斥在外，而又给 大多数应考者一种公平的感觉。
（二）科举制成为中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的意义
唐贞元、元和之际，即公元９世纪初，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明经科则提 供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中低级官吏。发展到北宋，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朝 廷官吏大多由进士科出身的士大夫担任，皇帝通过官僚士大夫进行统治的士大夫政治 得以实现。科举成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组织政权的强大杠杆，也是朝廷联系广大士 大夫的强大工具。
科举制保证了一个长存不衰，而成员又是不断变动、上下交流的士大夫阶层。既为 各级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官僚来源，又因为这些官员都是新提拔起来的，没有家庭 背景，都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所以在做官的一个相当时期之内，往往具有一定的进取精 神。而这些正是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增强国家控制能力，保证大一统的必要条件。
科举制的发展，还深刻影响了社会基层结构。唐代除出现了衣冠户，还形成了由落
第举人构成的举人层。北宋则出现了士人家族。到明清，由有功名的人，包括举人、进士 和退休官僚在农村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绅士阶层。国家赋予他们许多政治、经济特权。北 宋的士人家族、明清的绅士阶层，尽管在地方上是一股强大的势力，但他们的利益与其 说是地区性的，还不如说与中央有更密切的关系。因为造就他们的主要不是他们的财 产和家族，而恰恰是中央政府即朝廷所实行的科举制。因此，一方面他们成为地方政权 的基础，同时他们也成为联系中央和地方的纽带。
科举制还是统治者笼络人才的一种手段。康熙皇帝对此说得很透彻：
“非不知八股
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 ”
（三）关于高级官吏的培养选拔问题
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来选拔和培养高级官吏。自古 以来，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强调要有实际从政经验，要有地方州县基层工作的经历。韩非子提出“宰相必 起于州部”，做宰相的，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的经历。秦汉选官，论功升进，以能取人，也都 是以实际从政经验为前提的。
到了唐朝，随着科举入仕的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在中央做官的官员不愿意到
地方担任工作，唐玄宗时提出在京城做官的，如果没有州县官的经历，就不能提名担任
中央高级官员。强调州县工作经历，这对于铨选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关于这个问题，唐朝本身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武则天为唐玄宗准备了人才。唐玄 宗当政以后，除了重用武则天提拔出来的人才以外，在选拔任用年轻官员时，采取了同 时提拔和重用长于文学和精于政事、有政治经验的两派人物。有一批进士出身或科举 出身的官员，因其文学才能，被提到很高职位。这些官员科举出身，一直在中央做官，没 有地方实际工作经验，也没有从政经历，普遍缺少政治实践，缺乏政治经验，因而也就 无力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在开元二十年以前，这个问题不突 出，有武则天提拔出来的一批文武双全的人才。到了开元二十三年以后，这一批人中除 了张九龄以外，都退出历史舞台。而张九龄是武则天提拔起来的最后一个人，本身也缺 少基层工作经验，也不能够解决那些问题。唐玄宗只好重用那些有政治才能有政治经 验的人，李林甫就是这么上台的。李林甫确实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是文化素养不高， 缺少经史知识。在进行一些重大决策时，缺乏理论上的指导，也不能从历史上吸取经验 教训，结果造成严重失误。其中后果最严重的是，政府赋予节度使很大的权力，却没有 采取任何限制和防范的措施。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了安史之乱。这 是没有吸取历史上尾大不掉之患的教训，缺乏远见的一个结果。这也是唐玄宗在开元 年间没有注意培养和选拔既精通经史，又长于政事的人才的恶果。在人才培养和选拔 上的失误，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决策上的失误。而决策上的失误，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这场悲剧的产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按照什么标准和运用什么方法来培养选拔人才的 重要。唐太宗所说的“用非其人，必难致理”是有着深刻含义的。高级官吏要有统治理论 和历史知识，要有文化素养，还必须要有实际经验、政治见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还有的单纯强调行政经验。唐朝后期，李德裕提出，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因为 他们从小就熟悉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明朝让进士观政于诸 司，在翰林院等衙门者，称庶吉士，在六部等衙门者仍称进士，其目的是让他们见习政 务。自古以来，都把行政经验看成是选拔培养高级官吏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实质是把 政务运行中的程式化因素神圣化，过分看重形式，而忽略了任何重大政务的决定和执 行都不是程式所能解决的。这样只能培养出只会等因奉此、维持现状的官僚，而不可能 培养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人才。
重视实际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跟官吏的素质培养有很大关系。科举成为 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以后，官员的文化素质，除了要具备经史知识、写作能力，还要求 有法律知识等。但这些都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成为问题的是其他各种素质，是文化素 养的内容，是从政的经验，是政治的见识。而这样一种官僚的成长需要有一个过程。在
唐朝这个问题就不断被提出来，到了宋朝，终于出现复合型的官吏。他们既有比较高的
文化水准，又有基层工作经验和丰富的政治实践。
（四）官员出身、素质的发展变化，新型士大夫官僚的出现
各个不同时期对人才有不同的要求。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代表了先秦对
士子的要求，涉及礼乐、骑射和书数。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 ”。秦和西汉初年，以 “文法
”取人，这与后来以儒术文辞取人，以儒生文人居官，形成鲜明对比。汉武帝独尊
儒术，对官员提出经术的要求。对官员的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各个时期对文化也有不
同的要求。例如唐初就把善属文即能写文章作为基本的要求。
不同时期对人才的不同要求，以及相应的考试方式和选拔方法，成为人才成长的
指挥棒，严重影响了各个时期的官员素质。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和政治见识，又有地方工
作经历和行政才能的士人群体，复合型的士大夫官僚，到北宋才基本形成。北宋还出现
了王安石这样既有丰富学识，又自觉在州县将其所学用于施政的人物。王安石，进士及
第，在淮南做韩琦的幕僚时，召试馆职，坚辞不就。后做知县、通判，又召试，还是坚决推
辞。他好读书，涉猎极广。王安石所以几次放弃一般文人求之不得的试馆职，是希望在
地方“因得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他在鄞县知县任内，修水利，贷谷与民，兴学校，严
保伍。他主持变法，就是以他在地方的实际工作经验为基础的。
（五）一般官员的循资授任和杰出人才的破格提拔
随着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获得做官资格的人不断增加，而官缺有限，每年
铨选时得不到官职的人越来越多。北魏时实行“停年格 ”，唐玄宗时制定“循资格 ”，都是
以资历作为获得参加铨选资格的依据。如果完全按照资历取人，势必阻碍优秀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