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留下的痕迹。满城汉墓的玉衣片上的小孔，除少量是用管钻，多数是用桯钻钻成的，小孔孔径最大2毫米，最小的仅1毫米。
汉代玉器纹饰的琢制技法有阴线刻、剔地浅浮雕、透雕、高浮雕和圆雕等。阴线刻使用很普遍，见于各种平雕和圆雕作品的表面，用于表现器物的主题纹饰、装衬纹饰或人物、兽类等的细部。剔地浅浮雕多见于璧、璜等的涡纹及一些剑饰上的纹饰等。透雕主要见于平雕玉器中的各种佩饰，表现人物或兽类的轮廓。定县43号汉墓出土的玉座屏是最大的一件汉代透雕作品(图七，4)。高浮雕常见于玉剑饰和东汉的大型佩饰上。圆雕作品通常是一些工艺美术品，有人物和动物等。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种琢刻技法在使用上常常不是单一的，一件玉器上的纹饰往往需要几种不同的刻法来表现出来。
玉器的抛光是制玉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从满城汉墓的玉衣片抛光情况来看，当时的抛光技术是很高的，能把玉片表面磨得像玻璃一样光滑，闪闪照人，增加了玉质感。据推测，当时可能使用了“砂轮”和“布袋”等先进的打磨工具。
两汉四百年间制玉工艺水平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提高，这突出地表现在玉衣的制作上。西汉中期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片背面尚能看出切割的锯痕以及用其它玉器(如I型e式壁)改装的情况。金缕粗细不一，估计是从金片上剪下来的细条。西汉后期中山怀王刘修的玉衣片用黄玉和青玉制成，色调协调，一衣片背面很少看到切割锯痕，更没有用其它玉器改装的情况。金缕较粗，抽拔成丝后还经过仔细加工，断面一律为圆形，长短也相差不多。东汉时期中山穆王刘畅的玉衣片则全部用青玉制成，而且磨得很精细，银缕粗细均匀。这说明玉衣的制作工艺逐步完善，也反映了玉器制造业中的分工更加细致。
汉代制玉工艺另一特点就是与金属、漆木细工相结合，产生出错金嵌玉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造型优美，而且精工细琢，纹饰华丽。最常见的嵌玉金属器是玉具铜剑和铁剑。这些附在剑上的剑首、剑格、玉璏和玉珌，玉质纯净，纹饰或浮雕，或镂孔，十分精美。除剑饰外，镶嵌玉饰的铜器较多。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嵌玉片的铜卮、铜杯，嵌高足玉杯的铜承盘。满城汉墓出土有嵌玉鎏金铜枕、嵌高浮雕圆形玉饰的瑟枘、嵌玉的铜铺首。嵌玉银器有银鹰座玉琮。另外，汉代的一些漆木器上也镶嵌有玉饰。满城汉墓出土的漆木器上所嵌玉饰小巧精致，图案有龙形、凤鸟形、云头形和桃形。二号墓的漆棺上嵌有玉璧和圭形玉饰，棺内壁上嵌有192块玉版。定县40号墓中还出土有嵌玉片木枕。
值得注意的是，嵌玉器物多见于西汉前期和中期，这主要是受战国时期兴起的镶嵌工艺的影响。至西汉后期，嵌玉器物较为少见，在造型和纹饰上也不及前、中期精美。东汉时期的嵌玉作品除剑饰外尚未发现。这可能是由于制玉技术提高，无论在器物造型上，还是在纹饰上，不必与金属器物相结合，就可以达到绚丽多彩，辉煌夺目的效果(如玉座屏、Ⅳ型心形玉佩、Ⅱ型枕等)，因此，从西汉后期开始这种工艺可能逐渐衰退了。
五、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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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汉代玉器所作的分类、分期以及一些问题的研究工作，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相信随着考资料的日益增多，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地丰富和深化。
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汉代玉器的渊源，我们可以在战国器中探寻。如果把汉代玉器同战国玉器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的风格是很相近的。战国时期的—些主要玉器种类，如璧、璜、韘、玉龙、玉人、带钩等，在西汉前期仍然流行，而且在造型上也很相似。某些战国玉器在西汉初年可能还在延用。一些战国玉器对于后来典型的汉代玉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如战国墓葬中出土过不少带孔玉石片缝制的“缀玉面幕”和“缀玉衣服”，在西汉前期汉墓中也出土过玉面饰，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玉衣”的雏形。
从纹饰来看，西汉前期常见的勾连纹在战国玉器中是很普遍的；战国玉器的一些主要纹饰，如涡纹、蒲纹等几何纹以及各种兽纹，也是汉代玉器的主要纹饰。再从琢玉技术来看，战国时期铁器开始出现，促进了制玉技术的进步，使得玉器装饰图案线条婉转流畅，一些难度较大的雕刻技法，如浅浮雕，透雕、高浮雕及圆雕等开始被采用。与此同时，错金嵌玉技术也开始兴起。这些都对汉代琢玉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汉代玉器是从战国玉器发展而来的。它在造型、纹饰及琢治技术等方面直接继承了战国玉器的风格。
大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玉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战国风格的玉器逐渐减少，而具有代表性的玉器不断出现，如I型b式、Ⅱ型及Ⅳ型心型玉佩、I型b式、Ⅱ型玉人、Ⅱ型玉猪、Ⅱ型玉蝉、Ⅱ型玉衣等，战国时期盛行的“组玉”在这时也大为简化。战国玉器同汉代玉器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玉器的使用等级上。1954—1955年在洛阳中州路发掘战国墓葬92座，其中52座墓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可见战国时期使用玉器是普遍的。而1952—1953年在洛阳烧沟发掘的225座西汉武帝至东汉晚期的墓葬中，仅有2座墓出土了3件玉器。这说明玉器的使用已被皇室、王侯及高级官僚贵族所垄断。
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玉器的发展急转直下，处于萧条停滞状态。这一期墓葬中只零星地出上了一些玉蝉、玉猪等葬玉，而且制作粗劣，汉代的玉器传统到此似乎中断了。隋唐时期玉器工艺再现繁荣景象，但其风格同汉代相比已是截然不同了，它标志着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因此，可以说战国－－汉代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达时期，而汉代玉器代表了这一时期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从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谈汉代的玄璧
所谓“玄璧”，是指一种专用于丧葬的玉璧，由于这种玉璧的制作多
采用颜色较深的青色或墨绿色玉料，故称“玄璧”。玄璧璧面的纹饰一般分为两周或三周纹饰带。作两周纹饰带者，外周纹饰为夔龙纹或凤鸟纹，内周纹饰为蒲纹或涡纹；作三周纹饰带者，外周纹饰为夔龙纹，中周纹饰为蒲纹上加刻涡纹，内周纹饰为夔龙纹或凤鸟纹。夔龙为一龙首双身形象，纹饰带之间以绹纹或弦纹间隔。另外，还有少数玄璧璧面全为雕刻的涡纹和蒲纹。
广州南越王墓共出土玉璧71件，其中玄璧43件，是目前所见出土玄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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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汉代诸侯王墓。按考古发掘报告的分类，玄璧可分为三型：
Ⅰ型：5件。璧面为三周纹饰带，直径大于28厘米。一般外周和内周纹饰带各刻5组和3组双身夔龙纹，中周为涡纹。D190（器物编号，下同）的内周纹饰为3组凤鸟。D49为该墓出土最大的一件，直径33.4厘米，外周和内周纹饰带各刻7组和3组双身夔龙纹。
Ⅱ型：18件。璧面为两周纹饰带，直径在25－32.9厘米之间。外周纹饰带为3－5组双身夔龙纹或凤鸟纹，内周为蒲纹或涡纹。
Ⅲ型：20件。璧面纹饰不分区，全为涡纹或蒲纹，直径在9.3－25.7厘米之间。
这些玄璧全部出自主棺室中，具体摆放位置为：玉衣内外、内棺右侧、棺椁“头箱”中盛珍珠的漆盒上、“足箱”下面及椁盖顶的四角。若按各型玄璧分布来看，Ⅰ型璧置于椁盖上和“头箱”中；Ⅱ型璧大多数置于玉衣内外，其它放置于椁盖上、“头箱”和“足箱”中；Ⅲ型璧除两件（D27、D191）置于内棺右侧外，均放置于玉衣内外。可见，大多数玄璧是放置于内棺中的玉衣内外，与玉衣的用途一样，具有殓尸的意义。
玉衣内外共铺垫玄璧29件，其中10件铺放在玉衣的胸腹上，14件在玉衣里面，5件垫在底下。玉衣上的10件璧集中在腹部至下肢的范围，作有规律的排列。正中是6件直径25.5－26.9厘米的大玄璧，分成3对，用丝带连系成一个呈“十”字形的组玉璧。另外，还用4件小玄璧分别压在这串玄璧的四角之上。在玉衣里面贴身排列14件玄璧，其中放在头罩处有2件，分别夹在两耳间；另4件纵列于胸腹位置，其余8件，直径约14厘米，纵列两侧，每边各4件。玉衣之下铺垫5件大玄璧，位置自头部至腿间纵向排列。上述铺垫在玉衣里外的三层玄璧，璧的两面多数残留有丝带的痕迹，说明在入葬时这些璧可能是分组用丝带联系起来的。
南越王墓出土的玄璧，摆放位置和组合关系都非常明确，清楚地反映了汉代连结玄璧作葬玉殓尸随葬的制度。这种连璧制度在汉代十分流行，从稍晚于南越王墓的满城汉墓和巨野红土山汉墓中亦可见到。
满城一号和二号汉墓的玉衣内，都有连璧殓尸的排列方式。如一号墓玉衣内墓主的前胸和后背共放置玄璧18件，用宽约4厘米的织物带，通过璧孔缠绕四、物道，将彼此相邻的璧互相连结起来，然后又在璧的表面普遍粘贴一层织物，把前胸和后背的玄璧各自编联在一起。二号墓玉衣内放置玄璧15件，编联方式与一号墓相同。巨野红土山汉墓墓主尸体上置玄璧17件，下部放10件，棺上1件，共28件。从广州南越王墓、满城汉墓和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玄璧排列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玄璧使用的一些特点：首先，玄璧有规律地放置在墓主尸体的上下，尸体上面玄璧的数量多于下面，但下面玄璧的尺寸较大，并用丝带编联在一起；其次，各墓出土玄璧的多寡不一，并无定制，但摆放方式基本一样；第三，汉代玄璧主要出土于诸侯王及其亲属墓中，说明这种葬玉之制是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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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葬俗之一。
关于这种葬俗的由来，从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战国早期即已出现。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乙组M52和M58的棺内死者尸体上下分别摆放17件和16件玄璧。M52出土的4件Ⅰ式璧与南越王墓的Ⅰ型璧纹饰一样，直径在29.3－32.8厘米之间，战国时期饰三周纹饰带者仅见于此。山东临淄商王墓地战国晚期M1和M2的墓主自头部至腰部共覆盖玄璧18件和11件。安徽长丰杨公楚墓和湖北江陵望山沙冢楚墓中也有以玄璧殓尸的习俗。湖北荆门市四冢一号楚墓还出土有仅刻龙首双身的玄璧。可见战国时期玄璧的使用主要盛行于齐、鲁、楚等地。
玄璧不仅作殓尸葬玉，而且用于饰棺，就像南越王墓那样放置于棺椁盖上或棺的一侧。这种饰棺连璧习俗在战国至汉代也很常见。例如，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内棺东档板上用组带悬挂有一件玄璧；江陵望山沙冢3号楚墓在内棺和外棺头档的正中部位卡有一玄璧；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内棺头档处也散落有5件玄璧。还有将玄璧镶嵌在棺侧，如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6件镶棺玄璧；狮子山楚王墓的镶棺玉版上则雕刻有玄璧图案；高邮神居山西汉广陵王刘胥墓的内棺顶板外面正中镶嵌了一件玄璧，中孔用铜泡钉固定，泡钉内钮上有三股绢带，表明玄璧是是用泡钉和丝带捆绑在内棺档板上的。满城二号汉墓的镶玉漆棺上嵌有素面玄璧26件。另外，在一些彩绘漆棺和画像石上，清楚地绘制或刻画出了十字连璧和双龙穿璧的形象。
至于连璧习俗的意义，已有一些学者指出其形状即是《庄子·列御寇》、《后汉书·天文志》所载“以日月为连璧”、“日月若合璧”之义，象征苍天，而璧孔则是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玄璧上雕刻的龙、凤图案，则寓意它们可以引导墓主灵魂升天，进入仙境。四川巫山汉墓出土的木棺上钉有雕刻东王公、西王母形象的鎏金铜璧，上面还铸有“天门”字样，象征着升天成仙之门。笔者认为，既然古人认为龙能升天，亦能潜渊，变化无穷，那么也可引导墓主顺利进入阴间地府，像生前一样生活，而双龙穿璧的图案则是这一思想意识的反映，这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帛画的下部，正是以双龙穿璧的形象来作为阴阳世界之间的界线的。
地府即原始先民观念中的幽冥世界（幽都）。《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 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 《楚辞·天问》：“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有学者认为此“西北无日之国”应是冥界幽都。《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山有玄鸟、玄蛇、玄豺、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国，有赤胫之民。”汉代时，以地下为阴界的观念已广为流行，死人归阴，生人归阳。民间丧葬中盛行随葬告地下官吏的冥间文书，如湖北江陵凤凰山M168出土的简文曰：“（文帝）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夫遂少言与大良奴等??敢告主。”综上所述，古人想像的幽冥世界有两个特点：1、暗淡无光，万物皆为玄色（黑色）；2、有龙衔烛照明，引导灵魂进入阴间。而玄璧的特征也正与幽冥世界的特点相符合。玄璧的图案主要为一龙双身造型，亦可理解为烛龙形象；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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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的质料均选用青色和墨绿色，象征着黑暗的阴间地府。
需要提及的是，玄璧应是专为皇室和王族制作秘器的少府属官东园匠生产的，很多诸侯王墓出土玉衣片的背面，还遗留有玄璧特有的双周纹饰带痕迹，说明是用玄璧改制的。满城一号和二号汉墓墓主手中的玉握，也是用玄璧改制的。这些现象表明，玄璧与其它葬玉一样，都是在同一功能制玉作坊中制作的，由于玉器原料的稀缺，它的废弃品被用来制作形体更小的玉握和玉衣片。
古代秦人的玉文化观念
春秋战国时代，玉器艺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放射出不朽的光辉，与此相对应的是，玉文化观念也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独特的因素，影响深远。总的趋势是将“德”的观念注入玉的内涵，与神物、瑞玉之说并立，使神秘意味浓厚、以祭祀为主要用途的玉器，推广而为贵族、知识分子比赋个人道德的佩饰甚至弄器，原始粗朴的玉崇拜上升成为理性的玉的崇高化、人格化、道德化文化思想。这场变革主要是在以齐、鲁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发生的，地处西陲的秦人受影响的程度比较有限，典籍中零星的记载显示秦人对玉的理解以下几个方面：
1、祭祀。以玉事天地、诸神、先祖是玉最原始的作用，良诸文化的发现中已有证明，《尚书》中亦可见到以圭、璧行祭的记载。东周时代礼乐废弛，新兴阶级不断打破旧有秩序，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使原始神话遭到理性的排斥，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以玉祭祀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管子·形势解》：“牺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是很有代表性的论点。秦民族在立国之前，过着游牧的生活，信奉原始的多神教，立国岐周故地后又继承了周人敬事鬼神的传统。据《史记·秦本记》，秦襄公时，即立西畤，祠白帝。此后，立祠祭祀的神怪有蛇神、牛神、雉神、青龙神、黄帝、炎帝等等。 而《封禅书》所记秦统一后建立的诸神体系就更为复杂，有祭于山东的八主，祭于雍的日、月、参、辰等百余神，全国的名山大川诸神，还有社神、最小鬼之神等基层小神，如满天星辰般占据了秦人信仰的天堂，而且都怠慢不得，必须“岁时奉祠”。祭祀都要用不同等级、数量的牺牲和玉器，所谓“牲牛犊牢具圭币各异”。《封禅书》对雍四畤的祭品记述基详：“春夏用骍，秋冬用駠。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大量秦式祭祀玉器的出土与《史记》的封禅书、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秦人大量立祠、祀神、封禅、祭的记载是相吻合的。从这一点看，秦人玉文化观念与关东诸国相比原始性较强。
2．殓尸随葬。疏琮璧以殓尸，希望尸身不腐魂魄不散，这在良诸文化中已有之，至西汉的“玉柙”裹尸为其最完备的形式。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汉书·贾邹枚路传》记秦始皇：“葬于骊山，被以珠玉，饰以翡翠”，甚简略。这与古人保密的作法有关，《史记·封禅书》记秦皇之泰山封禅：“禅于梁父。甚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陵更采用了活埋工匠的残酷手段以保守墓中封藏之密。这可能是有关葬玉的记载难以见到的原因。《汉书》中这一条有关秦皇被珠玉而葬的记载显示秦人对疏玉殓尸可得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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