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法是相信的。
3．佩带。以玉为佩的习俗由来已久，至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对玉的种种道德比赋，更使得佩玉成为“君子”不可或缺之物，《礼记·玉藻》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是对这种佩玉之风的总结。春秋战国大量有关玉的记载中许多都与佩玉有关。从记载看佩玉人群很文泛，不但有“君子”，还有妇女，如《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瓊琚。”儿童也加入了佩玉的引列，《诗·卫风·芄兰》有“童子佩觿”、“童子佩囗”之语。佩玉的种类也很多，有杂佩、觿、囗、客刀、笄、囗（王真）、囗（王会）等等。秦人关于佩玉的记述较少，仅见于《诗·秦风·终南》，描写秦君“君子至止，黻衣囗（纟肃）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象《囗（阝庸）风·君子偕老》、《卫风·淇奥》那样详细描写衣饰佩玉的作品秦人是没有的，与此可以相比的是《小戎》等篇中对驾马、战车、兵器不厌其繁的歌咏，关东尚礼与秦人尚武之别，由此可见一斑。
4、礼聘。以玉器作为礼尚往来的赠品在春战国时代非常流行，史籍与文学作品的有关记述表明玉器不仅可以用于诸候之间的交往，贵族间的婚聘，亲戚之间的礼赠，而且王候将相常以之收买谋臣死士，说客也以之货赂政要，打通关节。甚至恋人赠玉以传情，夫妻间亦以赠玉示恩爱。《秦风·渭阳》：“我送舅氏，修您我思。何以赠之？瓊瑰玉佩。”这首优美的赠别诗表明了在秦穆公时代秦人对华夏赠玉礼俗已有深刻的理解。但秦国的治玉工艺毕竟不够发达，象赵王派苏秦约诸候合纵抗秦。一次就给“白壁百双”，这样常见于关东诸国的大礼单秦王是开不出来的，所以史籍所见，秦人备礼主要用金、帛而不用玉。如《战国策·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王）乃资（姚贾）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带以其剑。”同书《义渠君之魏》篇：“（秦王）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这类记载颇多。
5．玺印。玺印作为个人的信物，在帝王贵族即成为权力的象征，《战国策·魏策·华阳军之战》中孙臣对玺与土地关系的一段论说证明了玺印重要的政治意义。制印材料，先秦遗物中有铜、玉两种，铜多而玉少，秦代开始以玉为玺的权力为帝王独占。《史记·秦始皇本纪》：“（九年）长信候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集解》引蔡邕语：“诸候大夫印称玺”可知春秋战国时代王后之印称玺是各国通例而非秦人独创。同条又引卫宏语：“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秦始皇独霸以玉治印的权力，将新石器时代以来将玉作为权力标志的思想观念发展到了极至。
6．玉的比赋意义。以玉比赋于人，是玉器社会作用加强的一种表现。玉的比赋意义有三种，一喻容貌，如《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二喻性情，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三喻道德，这类材料最多，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种种不同的说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之说理论性最强，影响也最大：“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这些论调流行于关东诸国，秦人有关以玉比赋的例了仅见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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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戎》中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一句。这一句诗因为孔子的引用而被引伸出比赋君子“仁”的意义，而考察原文，其诗为妻子怀念征在外的丈夫而作，这一句下面接着说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上下文连贯起来的意思是妻子思念丈夫，想到丈夫那样温和柔顺的人，在出征途中住在简陋的板屋里，使妻子万分操心，这与《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囗（王差），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典型的以玉喻德相差甚远。秦人的比赋没有达到道德的层次，对于玉性质的把握还处在较直现、自然的状态。
7．关于和氏璧。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故将其专列一题，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卞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
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象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政治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甚为不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
秦人依靠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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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汉晋玉璧
战国时期，玉璧质地较佳，多用青玉、白玉。璧的尺寸因用途不一而异，一般佩带的系璧尺寸较小，直径在10厘米以内，殓葬用璧和作为礼器的璧稍大，直径在15至25厘米之间。战国玉璧无论大小，璧体均较薄，厚度在1厘米左右；辊工规整，打磨光亮。内外边沿用阴线刻出，剖面呈三角立棱状，此为战国玉璧的典型特征。在造型上此时开始出现出廓玉璧，即在内孔或外缘上镂雕出生动的动物形象。
战国玉璧的装饰纹饰丰富繁杂，前期流行蟠螭纹、蟠虺纹、勾云纹等，后期谷纹、蒲纹和龙凤纹、兽纹等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出现了两组到三组不同纹饰带状布局的组合纹饰。雕刻技法普遍运用粗细阴线相结合。粗阴线碾压成隐起效果，视之同浅浮雕一样；细阴线能刻成像毛发一样细劲而流畅的线条，后人称之为“发丝雕”，被誉为战国玉雕的绝技。战国玉雕刀工锋利挺拔，转角尖锐；动物身形扭曲，面目狰狞；谷纹、蒲纹排列整齐，颗粒小而密，碾磨得非常精细。 汉代时，玉璧在整体风格上沿袭了战国的风尚而略有变化。玉质仍以白玉、青玉为主，但璧的形体普遍加大，璧形略厚。1983年广州南越王汉墓出土了一件玉璧，直径达54厘米，堪称中国之最。 汉代玉璧与战国时的三角形立缘明显不同，边沿加宽，立缘剖面呈方形。造型上，透空和出廓玉璧在汉代大为流行。璧上纹饰仍以谷纹、蒲纹、龙凤纹为主，但和战国相比发生了两点变化，一是谷纹、蒲纹的颗粒大而稀疏，二是组合纹饰更为流行，两组或三组纹带装饰的玉璧相当普遍。饰以吉祥内容的文字，也是汉代玉璧的特色之一。但从总的水平看，汉代玉璧不及战国的精细。东汉时玉璧数量渐少，璧形加厚，外缘立面略有弧度。东汉以后玉璧少见，零星所见以素面居多。
汉八刀蝉
蝉的形象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当时可能是出于对动物的崇拜，人们把蝉当作佩件来佩带。以后人们发现蝉十分古怪，它的幼虫在地底下要成长17年后，才能破 土来到地面，爬上树干，蜕壳成蝉，鸣唱交配，繁衍后代。古人以为蝉的这种本领就是能转世还阳，重见天日。古人还认为蝉只饮而不吃，《大戴礼》中是这样描述 蝉的：“蝉饮而不食”。既然蝉能不食而生，腹中自然是干干净净，因此古人视蝉为神虫，可以代表君子的品行，从而对蝉十分崇拜。战国至汉，特别是汉时人们在 殓葬时，只要有条件，就要做一件玉蝉，放在逝者的口中，以期亲人能早日转世还阳，甚至回到家中。于是汉蝉的出土就比较多见。
汉代流行一种简刀法的雕刻，寥寥几刀，就能形象逼真地将主题表现出来，俗称“汉八刀”。 汉八刀并非只限于雕刻八刀，只是简刀法的另一说而已。汉代玉蝉的雕法就是典型的汉八刀雕法，故谓：八刀汉蝉。 八刀汉蝉虽多，但要收藏到一件理想的八刀汉蝉也决非易事。一是年代过久流失较多，二是埋地千年，腐变残缺者多，三是玉质优良的少，一般替代品（非玉）多， 四是保持原貌者少，受沁风化者多。因此能找到一件上好的八刀汉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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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缘分。
八刀汉蝉的制作工序非常简洁，每一道工序做完后就不再进行修饰。开始先是在玉片上，切割出蝉的外形，尔后正背两面分前后左右磨成弧面（粗磨），画样后用锯 切出鼻、口、眼和尾叉，再在正背两面施以线条做工，最后抛光（精磨）。做出来的玉蝉是正背两面光亮，侧面和切口处留下粗磨、切割时的毛茬，刀工刚劲有力， 简洁而形象：高额、突眼、宽颈、翅翼等，形象写实。
八刀汉蝉受沁与不受沁，决定玉蝉在墓室中的位置。如果安葬条件好，尸体腐烂慢，腐烂后又刚巧搁浅在主人的尸骨上，而未与土、铁、铜等随葬物件相遇，那么玉 蝉除了转老，玉质就容易保存原样，而幸免受沁。
八刀汉蝉的型制，随时代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特点。从原始社会到六朝，玉蝉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只要抓住造型、纹饰上的这些特点，对玉蝉的断代会有很大的 帮助。 鉴定特征：
1、西汉玉蝉刀法虽然简单，但都粗犷有力，刀刀见锋。因此有汉八刀之称，蝉形比战国时期薄而大，重视选材，白玉大量使用，玉色以白为上。《后汉书?舆服 志》记载：“至孝明帝，乃为六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由此说明古代人不但喜用玉，而且又十分注重玉的颜色，因此佩玉的颜色，表示佩者的等级，其 等级分明，等级最高多是佩白玉者。
2、西汉玉蝉主要特点是表面琢磨得平整洁净，线条挺秀，尖端见锋，锋芒锐利，其边缘像刀切一样，没有崩裂和毛刀出现。其尾部的尖锋有扎手的感觉。“蝉 王”尾部的尖锋和双翼尖端均有扎手的感觉就是实物例证。宋代、明代的尖锋没有扎手的感觉。因翼端稍稍圆形，这是区别真假的主要特点。
3、线条以直线为多，有的虽呈弧形线，但都是有两线交锋而成，最精致的地方就是推磨。两翼都是光整、平滑。
4、一般说玉蝉呈平头形的，以西汉早中期为多。圆头形以西汉中晚期为多。西汉中晚期眼珠多跳出廓外。
5、尾部的横线是表示具有伸缩功能的皮纹，一般以4——7条为多见。但是最多的有12道。
6、有的玉蝉颈下呈“︶”，光整平涌，不起波状，这也是鉴别真假的主要特点。
7、抛光技术非常进步，打磨光滑，像玻璃一样闪闪发光。
西汉“皇后之玺”及其发现始末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西汉“皇后之玺”，高2厘米，宽2.8厘米，以和田白玉制成，温润晶莹，光泽柔和。玉玺钮作浮雕螭虎形，玺体为四方体，侧面阴刻勾连云纹，玺文阴刻篆书“皇后之玺”四字。这件玉玺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皇后的玺印，对研究汉代帝后用玺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弥足珍贵。东汉卫宏《汉旧仪》曰：“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玉玺，金螭虎钮”。该玉玺的玉质、形制和玺文与卫宏所述完全吻合，可见它应是汉代某位皇后所用玺印，由于皇后的玉玺形制与皇帝相同，因此我们由此推测汉代皇帝玉玺的形制也应与此玺一致。汉代螭虎钮玉印也见于西汉早期诸侯王墓中，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1颗螭虎钮玉印，刻“帝印”二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2颗螭虎钮玉印，未刻印文。南越王曾僭越称帝，故仿汉帝印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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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玉质较粗。刘胜的身份为诸侯王，而西汉早期诸侯国百官制度如同京师，拥有螭虎钮玉印不足为奇，但这些玉印仅具象征意义，未刻印文，没有实用价值，而且也非白玉制成。
这颗“皇后之玺”能够重见天日，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68年冬季的一天早晨，陕西咸阳韩家湾村的12岁的小学生孔忠良，来到村旁的狼家沟，想捡些废铜铁卖钱。狼家沟是渭河北面塬上的一条冲积沟，长约1里，宽约30米，最深处达5米，周围有一些汉陵的陪葬墓和俑坑。夏季每遇大雨时，北边地势高的雨水便汇集到沟中，形成湍流。当地村民经常在沟中见到汉代陶器碎片和陶俑残块。当孔忠良沿着沟底漫无目的地寻找时，突然发现荒草中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闪亮，他急忙拾起一看，是一件小玉器，上面伏一只兽，下面隐约可见刻的字。孔忠良并不认识上面刻的字，但觉得小兽雕刻得挺可爱，就把它带回了家。孔忠良把这件东西给家里人看时，他父亲孔祥发有一些文物知识，认为这是一颗古代印章。孔忠良的哥哥会刻章，想把这件玉印锯截成四份做印章，但孔祥发不同意，觉得应该搞清楚上面究竟刻的是什么再说。他拿着玉印给左邻右舍看，有人认出了“皇后”两字。孔祥发决定亲自去西安请教文物专家。
当时从韩家湾村到西安还没有公路，要进城只能靠走路。孔祥发怀揣玉印带着干粮，一大早就上路赶往西安。他一口气走了5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西安碑林。那时陕西省博物馆还在碑林，当博物馆的专家仔细端详这颗玉印后，认出了上面刻的是“皇后之玺”四个字，断定这是一件罕见汉代皇室遗物，并动员孔祥发将它捐献给国家。孔祥发弄清楚了这件玉印的来历后，很爽快地答应了专家的要求，把玉印捐给了博物馆，博物馆则给他20元钱作为奖励。后来，《文物》还发表一篇简报介绍了这件玉玺。
时隔34年后，笔者来到韩家湾村寻访孔忠良及考察玉玺的出土地点。当笔者向村民打听孔忠良家时，他们几乎都知道孔家父子捐玉玺的事情。见到孔忠良时，笔者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站在面前的这位46岁满脸风霜的汉子，就是当年捡到国宝的少年孔忠良，而他的父亲孔祥发已在1996年去世了。提起当年捡玉玺的事，孔忠良十分兴奋，领着笔者来到狼家沟玉玺出土地点，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发现玉玺的经过。现在的狼家沟地貌同当年相比已发生了变化，由于沟北修建了“宝鸡峡引渭灌溉总干渠”，阻挡了夏季洪水，狼家沟成了干沟，沟内已被开垦为农田。孔忠良还说，他曾到省博物馆看过这件玉玺，稍感遗憾的是当时博物馆没有颁发奖励证书一类的东西留作纪念。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关中农民那种憨厚的笑容。
直到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件“皇后之玺”是属于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的，当地村民也称之为“吕后印”。从地理位置来看，在西汉诸陵中，狼家沟位于汉高祖的长陵和汉惠帝的安陵之间，而离汉高祖长陵最近，仅有约2公里之遥。从玉玺出土地点向东可以清晰地望见长陵高大的坟冢。但当地文物干部告诉笔者，狼家沟离长陵虽近，但它却在安陵陵区范围内。笔者观察到，玉玺的出土位置比长陵和安陵都更靠北，也就是说，如果雨水自然冲刷的话，是不可能将玉玺冲到狼家沟的。笔者推测这应是有人携带此印经过狼家沟附近时遗失的，其历史背景与汉陵被毁有关。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攻入长安，遍掘汉陵。当时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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