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能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之前，生物学上的两性差异更多的是解剖构造上的判别；而这之后，染色体差异成为更重要的区别两性的内部标志。
正常的人类个体具有23对（46条）染色体，最后一对即第23对染色体与人的性别有关，称为性染色体。男性的性染色体由一条χ型染色体和像翻转的у型染色体组成。女性的性染色体则由两条χ型染色体组成。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起，不同的染色体构成就决定了性器官、性腺等一系列生理性征的形成。染色体是决定人类生物性别的要素。1972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运动员必须通过染色体检验证明其“性别”。染色体不是绝对二元的，存在某种模棱两可的、异常的性染色体构成，这是科学上难以精确地鉴别性别的极端状况。
二．心理差异
美国心理学家Juanita H. Williams 在总结了大量儿童心理学实验后发现： (1)出生不满一月的男婴和女婴没有行为差异。
(2)男孩和女孩最初两年在认知能力、社会和情感行为无绝对差异。
(3)认知能力的差异是在幼年期的中、后期形成的。女孩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男孩却有较好的空间能力。空间能力可能是唯一的与性别遗传有关的成分。这种成分在性别能力差异上仅仅是一小部分，而且也与男孩子早期游戏经验有关。
(4)儿童在胆怯、依赖和养育行为方面没有性别差异。
(5)从儿童早期来看，男孩较之女孩有较高的侵犯性，这可能是内分泌造成了男性与女性的侵犯性和体力上的差异。(Juanita H. williams: Psychology Women: Behavior in a Biosocial Context,1997,pl55─157)
可见男女两性最终的差异只有生理机能上的差异，认知能力、人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都是后天造成的，是社会化的结果。
而生理特点制约妇女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体力和生育。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体力上的差异将日益为机器所替代，现代电子技术使得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用按一下电脑的按钮就能替代，这表明消除男女在体力差异的时代已开始到来。从避孕、流产、体外受精、人工受精、无性生殖，到男性妊娠生育技术的成功，从零岁托儿所的出现到“生育价值经济补偿规定”的出台，也都说明生育已不再是阻碍妇女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第三节 性和不平等（见波谱诺《社会学》
一． 语言与大众文化中的性与不平等 二·性别与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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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别与工作
1990年，中国的在业人口为6，472万，其中妇女占45%。1995年，在6981万人的在业人口中，女性比例上升到45.7%。(1978年的资料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和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研究室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第23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妇女在各级领导层中的比例却远低于此。1990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中，妇女11万人，男性125万人，妇女仅占总数的8%；在党群组织负责人中，妇女74万人，男性658万人，妇女占总数的10%；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同样只占10%；甚至在居民（村民）委员会这样基层的负责人中女性也仅占23%(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与科技统计司编：《中国性别统计资料》（1990-1995），第324和43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显而易见。女性普遍地比男性早5年退休，这种看似是照顾女性的社会公共政策实际上已成为性别与年龄的歧视，因为在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和组织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让40岁左右的女工提前下岗，直接剥夺了她们的劳动权利。
现实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不胜枚举，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绝不可能是两性生物差异造成的，而是由性别/社会性别体制导致的，是各种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政策、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性别研究将以揭示性别不平等的状况为基础，展开深入的理论讨论，探讨行动的可能性。
与工作上的不平等相对应的是两性在收入上的不平等
联合国的调查表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女性劳动者都比男性劳动者挣得少，女性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大约是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三。
1990年，第一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城市里男女职工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93.15元和149.60元，女性平均收入是男性平均收入的77.4%；农村里男女年平均收入分别为1518元和1235元，女性年均收入是男性平收入的81.4%(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全国卷一），第84-89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
2000年，第二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表明，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异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劳动者1999年的年均收入为2368.7元，仅是男性收入的59.6%，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全国妇联内部刊物）2001年版).这种差距的加大是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形之下发生的。
四． 性别与政治
从1921年开始，在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很少。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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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性加入到政治局，而其中两个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这三人是江青，叶群，邓颖超。江青与叶群从1969年进入政治局，1973年只有江青一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 Totalmembers Femalemembers 8大1956 9大1969 10大1973 11大1977 12大1982 13大1987 14大1992 15大 16大
1949年以后女性中央委员数量
Central 女总数 committee 性 百分比 8 大（1956） 97 4 4.1 7.6 女性 Alternative member （候补委员） 73 109 124 132 138 110 女性 女性 百分比 4 10 21 24 13 12 5.5 9.2 16.9 18.2 9.4 10.9 17 19 21 26 25 14 20 24 0 2江青叶群 1江青 0 1邓颖超 0 0 1 Femalemembers 0 10.5 4.8 4 9 大（1969） 170 13 10大（1973） 195 20 10.3 11大（1977） 201 14 12大（1982） 210 11 13大（1987） 175 10 7.0 5.2 5.7 38
14大（1992） 189 12 15大 16大 193 8 198 5 6.4 4.1 2.5 130 151 158 12 17 22 9.2 11.3 13.9 资料来源：全国妇联研究所等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P572。 中国妇女报，1992年10月19日。16大的数据由网上资料统计
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女性比例 人大 女性代表 占所有代表 女性人大常委 占常委％ 的百分比 1大1954 147 2大1959 150 3大1964 542 4大1975 653 5大 1978 742
12 12.2 17.8 22.6 21.2 4 5 20 42 33 39
5 6.3 17.4 25.1 21 6大1983 632 7大1988 634 8大1993 626 9大 10大 21.2 21.3 21.03 14 16 17 20/177 25/176 9 11.6 12.68 11.30 14.20 651/2979 21.85 604/2985 20.23 资料来源：全国妇联研究所等编：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P571;中国妇女报，1995年6月28日。10大的数据由网上资料统计
几个屈指可数的女性高层官员：吴文英、吴仪、张国英、赫建秀、彭佩云、陈慕华、顾秀莲
民主党派中的女性（1989）
会员 女性会员 女性会员％ 中央委员会成员 女性中央委员会成员 女性百分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39133 8632 22.06 237 42 17.72 民盟 99092 26709 26.95 299 39 13.04 民进 46061 17610 38.23 173 26 15.02 农工 44813 7898 17.59 158 24 15.19 致公党 10223 4061 39.72 89 14 15.73 九三学社 45276 1139 2.52 201 27 13.43 台盟 1160 407 35.09 49 3 6.12 民建 50946 9421 18.50 170 13 7.65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报，1991年7月1日
五． 性别分层理论
在揭示性别不平等状况的基础上，社会性别研究分析性别不平等关系产生的原因，特别是要求建立性别不平等与文化、经济、心理、社会制度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性别不平等产生和得以延续的社会基础。
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机制在起作用，一是文化机制，二是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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