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做好新时期文明执法工作
中共宣恩县委党校 娄佰才
（2008年7月4日----县审计局）
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宗明义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战略作了一个简要的概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里把解放思想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作为“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先导，并对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作出了的全新判断，那就是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文明执法工作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新一轮思想解放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新时期要做好文明执法工作，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一）解放思想的基本内涵
解放思想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是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被经常地反复地使用的一个词，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其最基本的含义是社会主体主动解除各种因素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束缚，在以实事求是为准绳的基础上，达到思想认识的升华，进而在行动上自觉促进社会实践的进步。
人们思想上受到的束缚，表面上看是来自于认识，进一步看，则大致受制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要人物的言论和实践行动。这些重要人物可能是革命领袖，也可能是本地区、本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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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的事，在其历史背景下，可能是正确的、有效的，甚至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时过境迁之后，就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效的，而人们还是继续相信它们是正确和有效的，或不愿、不敢去修正或改变这些言论和实践行动。这可能有许多方面的考虑，其中最主要的考虑是作出改变要承担相应的政治风险或道德风险。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对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认识和做法，不少人看到了，但并不敢、不愿去说、去做。再就是现行的乡镇机构改革所带来的问题。
二是对所引进的现成理论、模式、经验长时期的迷信。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从国外或国内发达地区引进了诸多有效的理论或经验，曾经一度被我们奉为圣经，其实在转换了时空条件之后，这些东西也不一定适用于本地区、本单位。而要改变这些东西，可能要改变我们自身，因为否定自己也是一种风险或成本。例如，我们对从苏联引进的教科书、社会体制等，长期不敢、不愿去加以改变。后来引进了西方的不少经济理论，也为不少人所长期尊奉。
三是已经实行多年的法规制度。这些法规制度在制定之时是正确的、有效的，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发现并不一定那么正确和有效，但人们并不想改变这些，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法规制度是某个重要机构制定的，改变它在程序上比较麻烦，甚至会引来一定的政治风险或道德风险；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早已习惯了这些做法而不愿再动脑子，思想和行动都处于麻木状态；更可能是由于人们已陷入其中的利益格局而不愿意或无力加以改变，只好随波逐流。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有些东西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以上划分的范围。
四是我们在工作中已形成了严重的惰性，对现状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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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虽有不满但尚且能过下去，不愿继续进取。这一种情况严格地讲不属于思想需要解放的范畴，因为它是主体自身存在的不思进取的毛病。但为了继续前进，也需要思想解放。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会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但从政治概念这一特定角度来说，解放思想主要是针对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
（二）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
上述关于解放思想基本内涵的探讨，是从狭义上的解放思想来讲的，这种狭义在时间跨度上主要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三十年之内的事；从概念内涵上讲，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讲客观世界对主观世界的束缚。从广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达状态分析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能完全适用于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中国实际，一开始就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因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最初受制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制度的论述，也受制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要求，不仅迟迟打不开局面，而且一时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上海“四一二”政变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是典型表现）。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利用第三国际解散的良好时机，通过灵活的处理方式，有效地摆脱了苏联方面的控制以及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开辟了一条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直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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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早的有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没有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也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解放思想的光辉典范。
在探讨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时，这里主要还是从狭义的解放思想着眼的。所以在这里要提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因为一是要特别提到毛泽东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典范作用，二是要特别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解放思想的对象物主要来自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正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涵和实践途径的理解和实践中的某些偏颇，一时禁锢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未能如期如愿地达到目的，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是当时的一个描述）。而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问题，就必须摆脱思想束缚。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改变了毛泽东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强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它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吹响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号角。邓小平在此次全会前夕所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动员令和规划图（改革开放的问题，走什么路的问题）。从这时起，以农村改革为起点，迅速涉及城市改革，并从经济领域不断扩展至教育、科技、政治领域，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大大提速。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需要对经济环境加以治理。但是否继续前行，仍需解放思想，即必须解决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认识和实践问题（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1992年春在南方考察期间发表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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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检验改革开放实践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论断、大胆地试和大胆地闯的实践要求，推动当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回答。从这时起，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解放思想的延伸。如果必须加以区分的话，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解放思想的先导，党的十四大是解放思想的深化；第一次解放思想主要解决改革开放的问题，第二次解放思想主要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两次解放思想都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实现的，都是在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这一精髓的前提下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途径，从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也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的光辉典范。二十一世纪初，“姓公姓私”讨论引起第三次思想解放，是由“中国发展的依靠力量和动力在哪里”问题引起的。这次思想解放是在江泽民同志推动下实现的，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也是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典范。
（从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历程来看，至少证明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因此，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须要与时俱进。）
（三）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解放思想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充分肯定这些作用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有必要对解放思想的基本经验加以总结。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依据。解放思想历来总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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